打铜街口到解放碑这段街道说完，下面再说解放碑到较场口，这条街民国前后分别叫“督邮街”和“都邮街”，陪都时更名为民权路至今。靠近解放碑这段右侧陪都时聚集着“渝蓉饭店”“西大公司”“宝元通”“国货公司”“皇后照相馆”等商家，建国后在这里建起“三八商店”（重庆百货大楼前生）、新华书店、民生服装店，唯只王延松在抗战时创立并倡导“华人穿华服、抵制日货”，重庆经营丝绸布匹最大的“华华公司”，“文革”期间曾更名“红旗棉布商店”，其招牌和营运一直保留到新千年之后。这条街在抗战时，是遭日机狂轰滥炸，受损最严重的街区。
同为南岸下浩人，比我年长近二十岁的重百美工董仁远，眼界宽、老“龙门阵”多。他说重百这地块，陪都时不知是民国军伐范绍增那房姨太太所出，一个叫范武，人称“武少”的纨绔，曾在南京、上海见过世面，在此开了家装修豪华时尚的“月光谷酒吧”，经营牛奶咖啡、西餐洋酒、音乐伴餐、承接派对。光顾者多系富家阔少千金，金发碧眼洋人，出入者非富即贵，几乎都有背景后台，打架闹事频出，三天两头把警察局整得焦头烂额，一次孔二小姐在此会友遭受非礼，市长吴国祯闻讯，借整肃治安将酒吧取缔。
重百美工董仁远，思维超前、眼光独到，他充分发挥艺术智慧，把重百四个临街橱窗打造成一道引领都市时尚的靓丽景观，无数次在全国性商业橱窗布置评比中折桂。董仁远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商部授予的全国十佳橱窗设计师之一，被誉为商业橱窗“教父”，全市各区县商业橱窗布置，几乎都恭请他前去指导，四川美术学院曾多次邀请他讲造型艺术课。
这条街的左侧是邮电局，国泰钟表店，1937年上海沦陷，冼冠生把生产西点、经营西餐的“冠生园”迁到重庆，选址市中心民权路,“大白兔奶糖”“鱼皮花生”“花生占”“陈皮梅”“软糖”等这些中国人吃了几代人的零食，就是冼冠生的原创。这条街上有重庆市卫生教育馆，1991年，《现代工人报》下属大地广告公司总经理熊雄受命领衔，率西南之先把60平方米彩色电视墙镶嵌在卫教馆外墙上。
紧邻是副市长余远牧书写招牌的“长江文具店”，20世纪60年代初，它是获国家金奖“红岩”墨水的专卖店，依次数过去是重庆市第一商业局机关、重庆外文书店、重庆市土产公司、日杂公司高档瓷器专营店。巷内有始建于明，原纳佛、儒、道一堂的“三教堂”，20世纪20年代初更名“能仁寺”，礼送儒、道出观，改制为重庆唯一的尼姑寺庙，寺里“大雄宝殿”四个大字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书，靠边临近中华路端头是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器材营销部。
这中华路曾经是充满明末起义军张献忠传奇色彩的“杨柳街”，与其交叉的保安路，因有成都军区重庆物资转运站，又曾叫过“兵站”。若是追溯更远些这里曾是重庆建市后的保安司令部，所以这条路叫保安路，母城最大，条石栏杆上刻有“有备无患、小心火烛”，能蓄200吨水的消防池就在“兵站”大门前，这条街上还有解放军剧院，“文革”时改名“八一”路，两条交叉路上，很有点说头。重庆老字号“吴抄手”，是一个多甲子前，当时没有商标和侵权概念，借用成都青石桥已经很有名气的“吴抄手”而做红走强的。中华路上有一个财贸职工文艺活动中心——重庆财贸职工俱乐部。
财贸职工俱乐部的前身叫“重庆店员工会俱乐部”，解放初期，重庆店员工会队伍庞大，在支持政府“恢复经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工作出色、成就显著。时任市长曹荻秋，把罚没不法资本家位于中华路千余平方米的房子，奖励给店员工会，店员工会将这栋楼房改建成，文化娱乐中心，取名重庆店员工会俱乐部，1956年10月更名为重庆财贸职工俱乐部。俱乐部充分发挥阵地作用，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业余文艺骨干。1958年3月，在余跃泽、周炳林的建议下，得到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辛易之的首肯和大力支持，将财贸海孔农场业余文工团、商业职工业余文工团合并，组成“重庆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利用节假把文艺节目送到商店、市场、车间、仓库、码头、乡镇，受到商业职工和广大顾客赞扬。
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姚依林来渝视察，听取商业工作汇报时对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下到基层用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深入浅出宣传国家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予以高度肯定和赞扬。回京后建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邀请“重庆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进京汇报演出，在重庆市财办主任余跃泽、重庆财贸工会主席潘岱忠率领下，“重庆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不仅三进中南海怀仁堂，还深入到商学院、王府井、西单商场汇报演出，时任国务院分管财金的副总理李先念，亲自设宴答谢并逐席向演员们敬酒。当时湖南省分管农业和财金的副省长华国锋，在怀仁堂观看演出后，热情邀请“重庆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到湖南在长沙作了为期一周的演出。
来自饮食公司的杨戈、人民银行的赵同声、留真相馆的侯邦平、山城饭店的李世敏男声四重唱《肩挑背扛送货忙》，食品公司的夏克惠、和平公寓的林仰莲、银行分理处的屈庆瑚、长江文具店的刘莉科、蔬菜公司的马远蔷（兼文工团出纳）等女演员表演的歌舞剧《生命接力》，王民寿、张锡庆的双人舞《赶场天》等，重庆百货站运输科调度杨再金的大提琴、饮食公司熊四智的小提琴，他们的艺术水平 丝毫不逊色专业演员。华山玉糖果公司的乐代玉负责声乐兼指挥、 糕点公司的王洪泰等负责语言节目主创，演出内容编排由黄文谦、王绍川统筹，通过深入调研，搜集来自基层真实素材提炼创作，反映财贸职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障经济建设，接地气的节目特别受欢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市财贸职工俱乐部在市级局行、站司募集资金、职工参加义务劳动，礼堂重建、活动室倍增、从而获得新生，选拔优秀人才刘云华负责歌舞、苏明富负责体育、何宗生负责曲艺，职工业余文艺、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蓬勃开展。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作为领队、刘云华作为艺术总监，应自贡、成都、乐山等市政府财办邀请，带领第二代、三代“重庆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成员，叶光远、朱文萱、沈思虹、张庆蓉、周明亮、庞士荣、张迈、徐伟、李秀琳、白富志、周益伦、饶忠和、刘华富、许建国、黄理科、刘声宏、王玉梅、张常芬、蒙明玉、蔡令鸣、汪勇等前往慰问演出，这个团队还经常化整为零，深入基层演出和参与外事活动。以苏明富、林德文为领军人物的财贸职工业余篮球队，在青年路体育场尽展风华。在实践锻炼中积累增长才干的刘云华，勇于吃螃蟹，组建起中国第一个不吃皇粮的民营演艺团体——“华桦舞蹈团”，他率团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向国家级艺术团体输送了不少“艺尖”，参加了1999年澳门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等重要演出。
保安路接磁器街这段，重庆歌舞团总部曾经是民国时期，爱国企业家、重庆市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的生意场和办公地，斜对面是专门上演过了档期老影片，票价较低的昇平电影院，转过街口就是唯一影剧场，“文革”中改名劳动电影院。正对面以甜食、冷点为主的老字号“德元”，民国以来酸梅汤、凉糕、凉虾、伦教糕、四喜汤圆、八宝稀饭等一直价廉物美、色香味形俱佳，最适合中低收入者光顾，因此生意从早到晚一直打拥堂。
德元旁是“重庆市大轰炸惨案遗址”，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日本飞机来袭，顿时全城警报长鸣，人们拖家带口潮水般涌进隧道内，多批次轰炸从傍晚持续到深夜，繁华市区变成废墟。由于较场口周边人口稠密，拥入人多、天气炎热、隧道窄小、洞口紧闭、时间太长、空气匮乏，直到次日6时才解除警报，近万人窒息身亡、一百五十余人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由于天气酷热，死难者遗体被装船运至江北黑石子集中掩埋。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在中华路接大同路口子上的“得胜大舞台”，曾是胜利川剧团、光明越剧团常年演出的地方，1952年更名“胜利剧场”。在一次有市委副秘书长徐雄、市文化局局长郭汝魁、重庆剧场经理张世德、人民剧场经理魏功钦、重庆话剧团石曼等参加的饭局海侃中。谈到西南局主要负责同志陪同援建成渝铁路的苏联专家在“一川大戏院”看“厉家班”演出，苏联专家对剧情不太了解，但对舞台、灯光、音效提出了意见。此刻位于中华路的“陪都青年馆”改建己提上日程，时任常务副市长曹荻秋了解情况后指示，专门为“厉家班”量身定制舞台、改进灯光和剧场音效，一锤定音把新建剧场定名“实验剧场”，要求今后剧场无论是改造和新建都要特别注重演出效果，他说这是对演员和观众的最大尊重。
跨过中华路，华华公司和中华路小学对面，虽是砖木结构，可外观却十分精致时尚的四楼一底房子，就是著名实业家、民建创始人、建国初期曾任过重庆市副市长、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子昂，当年筹措资金发展实业支持抗战，于1941年7月组建的“华康银行”，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原《现代工人报》总编辑舒文云，大学毕业后曾在此当见习生，解放后重庆机电公司就在此办公。顺着右面街区延伸，依次是医疗器械商店、建设公寓、“关岳庙”、重庆百货公司四鞋商店、秦记稻香村酒家、红宫理发室、洗染织补老字号“裕和彩”。前些年，台湾国民党原中央主席吴伯雄为“日月光广场”题字的地标处，就是重庆市少儿图书馆旧址。
这里要重点说说建设公寓内的“关岳庙”，始建年代不详，据说明末毁于张献忠之手，清康熙三年，四川总督李国英重建（现在这所“关岳庙”已迁至嘉华大桥一侧的虎头岩下），顾名思义，先人把义薄云天的关羽，精忠报国的岳飞共庙敬祀自有其深意。1942年3月29日，以热血学生为主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上万将士在关岳庙前**气回肠宣誓，声震五街八市：学关羽视战友如手足、像岳飞精忠报国灭倭冦。祭拜完毕军长孙立人给出征的官兵每人颁发一枚民国30年，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制造，刻有“还我河山”的徽章，直接奔赴印缅对日作战，重庆各界数万人夹道洒泪送行，殷殷期盼凯旋。
在小米市附近有家陪都时就有的重庆冰厂，这家用英国设备制出的食用冰砖要供应整个主城，每逢酷暑来临购冰的人和车排起长龙。莫小觑这家重庆市饮食服务公司麾下冰厂，为适应业务拓展需要，“文革”结束后迁址九龙坡石坪桥，取名重庆饮料厂。在张志诚、李培全两代厂长努力下，与重庆中药研究所合作研制成功蜚声中外的民族品牌、一代国饮——“天府可乐”。
街左侧有庆元堂、郭沫若题写招牌收购拍卖、字画装裱的“淳辉阁”、小百货门市，渝中区工商局就建在清中后期川东道演武厅，旁边是美国传教士1900年修建的基督教“圣爱堂”，餐饮名店“小洞天”、重庆花木公司等。其实这一带才是重庆母城延续数百年经久不衰的“平民闹市”。从先民以交易货物取名的木货街、铁器街、磁器街、炒房街、鱼市街、草药街、被服街、棉絮街、小米市、石灰市等街名便可见一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世界谢罪，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宣布1945年9月3日为中国抗战胜利日。当日9时，各界人士兴奋异常汇聚较场口，隆重召开“陪都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会场高悬中英美苏四国领导人巨幅画像。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铁城致辞，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莫德惠宣读蒋介石《胜利日文告》。会后十万人沿着民权路、民族路举行了旌旗如林、声势浩大、鞭炮齐鸣、鼓乐喧天的游行。
重庆较场口真正驰名中外，一是前面说的“大轰炸隧道惨案”，二是“较场口血案”。1946年2月10日，陪都各界为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在较场口举行万人集会，敦促政府贯彻实施五项决议，和平建国。沈君儒、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章乃器、马寅初等六十余名流、学人和参加集会的群众遭到军警、特务毒打，周恩来、冯玉祥闻讯及时赶到，正义凛然、怒斥暴行，迅速把受伤者送到医院救治，此乃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梗概。
面对时代大变局和民族遭遇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为宣传主张、鼓舞人民团结战斗，便是新闻最为活跃的时候。笔者较长时间从事纸媒工作，对报纸的前世今生尤为关注，仅限重庆主城，清末至抗战前夕（1897－1937年），以 1897年10月宋育仁兴办《渝报》为开端，1898年5月潘清荫创办《渝州新报》，1903年4月朱蕴章、杨庶堪创办《广益从报》，1904年10月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为起始，四十余年时间里共有二百三十余家报纸诞生和关张。
抗日战争时期至重庆解放（1937年7月7日－1949年11月30日），自1938年10月《新华日报》西撤迁渝，《大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新民报》《中央日报》等两百多家左中右报纸陆续在渝出版发行，占当时全国公开发行报刊的一半还多。仅解放碑周边就有《大陆晩报》较场口、《扫**报》小较场、《商务日报》罗汉寺、《中国晚报》左营街、《天地戏剧报》邹容路、《民主日报》《重庆人报》中华路、《民众小报》磁器街、《民主报》《中国时报》《陪都晚报》民生路、《新华时报》石灰市、《强者之报》民国路、《中国农村周报》民族路、《国际新闻画报》民权路等四十余家各类报纸和《中国》《群力》《全民》《四川》《青年》《重庆》《民意》《长江》《公正》等二十余家画报杂志社驻足十字金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