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12 月是全国的企业都记得的时间。倒闭的汽车制造厂比开工的汽车制造厂还多，并且倒闭的汽车厂中的大部分都完全陷入了银行家的债务中。到处都流传着几乎每一家工业公司的经济状况糟糕的小道消息。我对此产生兴趣是因为有报道坚持认为福特汽车公司不仅需要钱，而且无法弄到钱。我已经习惯了所有关于我们公司的谣言—那谣传如此之多，我现在几乎不再做任何辩驳了。
但是这一报道和所有以前的谣言都不一样，它们是那么确切和详尽。
我从中知道我克服了反对借贷的偏见，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在华尔街走来走去，帽子拿在手上，向人要钱。谣传还进一步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我很可能要破产了，从汽车业中退出去。
我们确实面临着问题。这是真的。在1919 年，我们为了把福特汽车公司的所有股票买下来借了7000 万美元。我们还有3300 万美元的所得税，同时我们还想给工人发每年都发的奖金，这笔钱达700 万美元。在1921 年1 月1 日到4 月18 日之间，总共算来，我们要支付5800 万美元。我们在银行里只有2000 万美元。我们的收支状况或多或少是人所共知的。我想人们当然认为不通过贷款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弄到所需要的3800 万美元的。因为那是数目相当大的一笔钱。没有华尔街的帮助，这样的一大笔钱是无法轻易很快弄到手的。我们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两年前我们借过7000 万美元。
由于我们的整个财产没有抵押负担，并且我们没有商业债务，一般来说借一大笔钱给我们是不用费什么事的。事实上，这是一笔很好的银行业务。
但是，我开始看到我们需要钱这一点被当作即将到来的失败的证据而广为流传。然后我开始怀疑，虽然谣言从全国各地报纸的新闻栏目中传来，它们可能都是从一个源头得来的。当我们知道《克里克战斗报》一个非常肥胖的金融编辑散发了有关我们金融状况严重情况的公告之后，这种想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因此，我并不想去否定这些谣传。我们制定了我们的财务计划，这计划中并没有包括贷款。
我不能过于强调说你借钱的最糟糕的时候，是好些银行的人们认为你需要钱的时候。在上一章中我讲述过我们的金融原则，我们只是应用这些原则，我们计划进行彻底的资产清理。
返回一点看看情况具体怎样。在1920 年的初期便有迹象表明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投机企业将难以继续下去了。一些在战争中出生却并无真正存在理由的企业失败了。人们放慢了购买的速度。我们自己的销售量仍然正常，但我们知道或迟或早它都会受到影响。我认真地考虑着降低价格，但各处的生产成本都无法控制了。工人们为他们的高工资回报得越来越少。原材料的供应者根本就拒绝进行脚踏实地的考虑。暴风雨将要来临的警告根本就没人理会。
在6 月，我们自己的销售量开始受到影响。从6 月到9 月，销售量的增长越来越小。我们得做一些事情以使我们的产品处于公众的购买力之内。我们得做出大的动作以向公众证明我们确实是在动真的，而不是玩假的。因此，在9 月份，我们把旅行车的车价从575 美元砍到440 美元。我们把价钱砍到了生产成本以下，因为我们仍在用高价时期买的材料进行生产。这次削价产生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我们受到了一大堆的批评。他们说我们是在扰乱现状。这确实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想尽我们的一份力，把价钱从人为的高价降到自然的价格。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即如果这时候或更早一点的时候所有的生产厂家和批发商都进行大幅度的降价并进行彻底的家底清理的话，我们便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了。吊在获得更高价钱的希望上只能是延误调整时间。没有人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高价。如果损失一下子就被接受的话，不仅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和购买力可以变得和谐起来，而且我们将省去这漫长的一段普遍懒散的时期。总是抱住获得更高的价格不放，只能使损失变得更大。
因为那些等待的人得为他们的高价存货付利息，同时也失去了在合理基础上经营可能获得的利润。失业减少了工资分配，因此买者和卖者变得越来越隔膜。有很多人谈论把巨额信贷转给欧洲—这种观点的意思是这样的话，高价存货就可能销售出去。当然，那些提议并不是如此简单地说出的。我相信相当一部分人们真诚地相信如果大量的资金流向外国的话，即使没有希望收回本金或利息，美国的企业也会因此在某种方式上受益。这倒是真的，如果这些信贷是由美国银行接受的话，那些有着高价存货的人很可能出售存货获得利润。但银行宁愿保有那么多冻结资金，以致它们更像是冰屋而不是银行。我想抱着谋取利润的想法一直坚持到最后是很自然的事。
但这并不是好的经营方式。
我们自己的销售在降价之后增加了，但不久又开始下跌。我们并没有充分地进入全国的购买力之内以使销售变得更容易进行。零售价一般来说都没有到最低价。公众对任何价格都不信任。我们又实施了再一次削价的计划，并把我们的产量保持在一个月10 万辆左右。这种产量与我们的销售量并不相称，但我们想在停工之前尽量把我们的原材料转化成汽车。我们知道为处理库存我们将不得不停工。我们想要开工时又有一次大的降价，并且手中有车以供需要。
然后，新车将用低价购进的材料制造。我们下定决心要把价格降得更低。
我们在12 月停工了，希望两个星期后开工。我们发现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实际上我们近六个星期没有开工。在我们停工的那一刻起，关于我们的经济状况的谣传变得更为活跃了。我知道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希望我们到外面去找钱—因为如果我们寻找钱的话，那么我们就得接受其条件。我们并没有去要钱。我们并不需要钱。
我们有一个人愿意提供钱。纽约银行的一位官员拜访了我，带来一个金融计划。其中包括一大笔贷款和一个协议，协议规定银行家的一位代表将作为财务主管负责公司的资金。我可以肯定这些人们的用心是良好的，但我们并不需要借钱，虽然这事发生时我们正好缺少一位财务主管。就这点来说那位银行家对我们情况的设想是不错的。我请我的儿子埃德赛尔做财务主管，同时兼公司的董事长。这样我们补上了一位财务主管。因此那位银行家就真正地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了。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清理。战争期间，我们得生产很多种战备物资，因此我们被迫偏离了我们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原则。这使得我们增加了很多新的部门。行政人员增多了，很多分散生产的浪费也产生了。战备物资是匆忙生产的，因此也是浪费的生产。我们开始把一切不能用于汽车生产的东西都扔出去。
唯一需要立即支付的是纯属自愿支付给我们的工人的700 万美元的奖金。并没有规定非得支付不可，但我们想在1 月1 日发放。
我们用手中的现金支付了这笔钱。
在全国我们有35 个分厂。这些全都是组装工厂，但它们中的22 个厂也同时生产零件。这些企业停止生产零件了，但在继续组装汽车。在停工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底特律没有汽车了。我们把所有的零件都运走了。在1 月份，底特律的销售商实际上得到远在芝加哥和哥伦比亚的工厂取车以满足本地的需求。各分厂根据每个销售商一年的定额，给他运去足够一个月销售的汽车。销售商们为销售而努力地工作。在1 月下旬，我们召来了大约一万的骨干人员，大多数是工长、低级工长、助理工长，我们开始在高地公园的工厂生产。我们收回我们在外国的钱并卖掉我们的副产品。
然后我们准备全部开工了。我们是逐渐进行的—在能获取利润的基础上。清理使那些抬高价格、吸蚀利润的浪费去掉了。我们卖掉了无用的东西。此前每辆车我们每天雇用15 个工人，后来每辆车我们每天雇用9 个人。这并不意味着15 个人中有6 个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只是不再是非生产性的了。我们能这样减低人数是由于贯彻了一条规定：任何东西、任何人必须有助于生产，否则就排除。
我们把办公室的人员大量削减，给办公室的工人在车间提供了较好的工作。他们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工作。我们废除了所有不能直接有助于汽车生产的规定和统计形式。我们收集过成吨的统计数字，因为它们有趣。但统计学家并不能制造汽车—所以他们走了。
我们去掉了百分之六十的电话分机。任何组织中只有相对来说很少的几个人才需要电话。以前我们每5 个人便有一个工长，现在我们每12 个人安排一个工长，其他的工长去机器边工作。
我们把每辆车的间接费用从146 美元削减到93 美元。当你认识到对日产量超过4000 辆车的工厂这意味着什么时，你便会知道，不依靠资金，不靠降低工资，只是靠消除浪费，就可能达到一个“不可能”的价格。
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怎样通过加速资金周转在我们的企业中使用更少的资金。在增加资金周转率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底特律、托里多的埃伦顿的铁路—我们把它买下了。铁路在经济计划中占着重要地位。对于道路本身，我有专章讲述。
在一个小小的实验里，我们发现如果货运服务被充分改进的话，可以把生产周期从22 天缩短为14 天。那也就是说，原材料的购买、生产、生产好的产品交到批发商的手里，这段时间可以比原先少百分之三十三（大约）。而一直保有大约6000 万美元的材料存货以保证生产不中断，把时间减少三分之一之后便可盘活2000 万美元，或者说一年1200 万美元的利息。加上成品的库存，我们节约了约800 万美元—这样，我们可以省出2800 万美元的资本，节约了这一大笔钱的利息。
在1 月1 日， 我们有2000 万美元。在4 月1 日， 我们有了8730 万美元，或者说比我们需要偿还的所有债务多2730 万美元。
这就是我们从企业自身挖出来的东西！这一数字是从这些方面来的：手中的现金，一月$ 20,000,000
手中的存货转为资金，
1 月1 日至4 月1 日$ 24,700,000从国外的代理机构收拢的货款$ 3,000,000加速商品流通盘活资金$ 28,000,000
副产品的销售$ 3,700,000
出售自由公债所得$ 7,900,000
总计$ 87,300,000
现在我把这些全部讲出来并不是在讲述一项业绩，而是要指出一个企业怎样从自己内部发现财源而不用去外借，并且也想引发一些小小的思考：我们的钱用不着使用贴息借贷的方式，这让银行家们过得太舒服了。
我们本来可以借4000 万美元—如果我们想借的话还可以借更多。假设我们借了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难道我们会更好地开展我们的经营？或者更糕糟？如果我们借了钱的话，我们将不再承受必须找出降低生产成本的办法的压力了。如果我们能以百分之六的利息借这笔钱的话—我们将受到义务制约并且还不止于此—光利息一项对每年50 万辆车的产量来说每辆车就要加4 美元。那样，我们现在就不会得到更好的生产方法的好处而且还要背上一笔重债。我们的汽车也许每辆的成本要比现在多100 美元。这样我们的产量就要减少，因为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购买者；我们将雇用更少的工人。总而言之，我们将不能提供最佳的服务。你会注意到金融家提出的救治方案是借钱而不是更好的方法。他们没有提议加一个工程师进来。他们想要安排一位财务主管进来。
这就是让银行家进入企业的危险。他们只是用钱来思考。他们认为工厂只是生产钱，而不是生产商品。他们需要看着钱，而不看着生产效率。他们不能理解一个企业是从来不会站着不动，它必须前进，否则便倒退。他们把降低价格当做扔掉利润而不是建设企业。
银行家在工业事务中的影响太大了。大多数实业家私下里都承认这一点。他们很少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银行家。与钱打交道以谋取金钱比与生产打交道谋取利润所需要的技能要少得多，一般成功的银行家并不如一般成功的企业家那么聪明、有办法。但银行家实际上通过控制他的信贷而控制着一般的企业家。
在最近15 年或20 年里，银行家的手已伸得太长了—特别是自从战争爆发后—联邦储备系统有一段时间把手伸向了几乎是无限度的信贷供应。正如我已提到过的，银行家由于他受的训练和他的位置，完全不适合工业事务。因此，如果信贷的掌握者最近取得了这一巨大的权力，难道这不会被看作是金融体制出了什么问题吗？—它不去贷款而是去控制工业中的主要权力。并不是银行家的工业敏感使得他们进入工业管理。每个人都会承认这点。他们是被推到那里的，不管是否愿意，被体制本身推到了那里。因此，我个人想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在最好的金融体制下工作。
现在，让我声明一下，我对银行家的反对完全与个人情感无关。
我并没有一般地反对银行家。我们非常需要能思考、有办法的金融方面的人才。如果没有银行系统的话，这世界没法运行。我们得要钱。
我们需要贷款；否则的话，生产的成果将不能交换。我们需要资本，没有资本的话将无法进行生产。但我们是否把银行业和我们的信贷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则是另一码事了。
攻击我们的金融体制并不是我所想做的。我并不是被这一体制打击过并想要报复的人。对我个人来说，银行家们干什么都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们能管好自己的事务，不需要外面的金融帮助。我的追问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最大的利益被分配给了最大多数人。
没有一种好的金融体制会对一类生产者的待遇优于另一类生产者，我们想发现是不是不可能把那些并不基于创造财富的权力废除。
任何一种等级立法都是邪恶的。我想这个国家的生产在方式上已有了如此大的改变，黄金不再是用以衡量它的最好的媒体。作为信贷控制的金本位制正如它现在（我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所实行的方式，是有阶级利害的。对财政的最后衡量是一个国家的黄金数量，不管这个国家的财富如何。
我并不准备将货币或信贷这一问题教条化。就货币和信贷来说，没有人知道得足够多，以致能够将它教条化，这整个问题将像所有其他真正重要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那样得到解决。那就是用谨慎的、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实验方法。我们必须得一步一步地非常小心地向前进。这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我完全相信帮助人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完全有益的。没有充分的了解他们是无法行动的，并且会因此导致灾难。货币问题在各种程度的权利和大众的头脑里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但看一眼这包治百病的金融体制的话，会发觉它们是多么的矛盾。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把人类是诚实的这一设想作为前提，当然这是一个首要缺陷。如果所有的人都诚实的话，我们目前的体系会运行得非常的好。事实上，整个金融问题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关于人的本性的问题。成功的体制必须检验人的本性，而不是依靠人的本性。
人们现在正想着金钱的问题。如果那些金钱的主人有什么信息，他们认为应该让人们知道以免人们误入歧途的话，那么现在便正当其时。时间在对各种金融危机的恐惧中悄然逝去。人们自然是保守的，他们比金融家们更保守。那些认为人们很容易被引导、他们的钱很容易被哄得花光的人是不了解人类的。正是人类惰性的保守，使得我们的货币尽管有金融家玩的各种花招，但还是保持稳定。那些花招是用大量的技术术语包装的。
人们是站在正当货币一边的。他们是如此坚定地站在正当货币的一边，以致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他们知道真相，他们会怎么看待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体制呀！
目前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由于夸夸其谈或政治轰动或经济实验而得到改变的。它将在形势的压力下得到改变—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形势和我们不能控制的压力下。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形势。
我们现在就承受着这样的压力。
人们必须受到帮助，去自然地考虑金钱问题。必须告诉他们它是什么，是什么使得它成为金钱，目前的体制可能会玩出什么样的花招以使所有国家和人民处于极少数人的掌握之下。
钱毕竟是极其简单的。它是我们的运输系统的一部分，它是把物品从一个人传送给另一个人的简单直接的方法。金融就其自身来说是令人尊敬的，它是必需的，它并不是复杂的恶魔，它是社会生活中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当它做到它本意所做的事情时，它完全是有益的，没有阻碍。
但货币应该总是货币。1 英尺总是12 英寸，但是什么时候1美元是1 美元过？如果吨的重量在煤场变化，克的度量在杂货店里变化，一码的尺子今天是42 英寸而明天就是33 英寸的话（通过被称为“交换”的神秘过程），人们很快就会改正这些。当1 美元并不总是1 美元，当100 美分的1 美元变成65 美分1 美元，然后是50 美分1 美元，然后是47 美分1 美元，就像以前的老美国金元和银元一样，对这种“贬值的钱”“跌价的钱”叫喊又有什么用呢？
1 美元保持100 美分就像1 磅保持16 盎司和1 码保持为36 英寸一样是必需的，不能乱变。
那些从事正当银行业的人应该自然地认为他们是探索和理解我们目前的金融体系的第一人—而不是满足于精通当地的银行手段。如果他们把那些号称“银行家”的赌徒的称号剥夺，并把他们从有影响力的位置上永远驱逐出去的话，银行业将得以恢复并成为它应该成为的公共服务机构。现在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方式的不平等就将从人们的肩上卸下。
当然，这里有一个“如果”。但它并不是不可征服的。事情确实困难，如果那些有技术设施的人不来救治这一病例的话，那么好些缺乏设备的人便可以来试一试。再没有比任何一个阶级认为进步是对它的攻击更愚蠢的了。进步只是基于自身的召唤，用自己的经验帮助普遍的发展。只有那些不明智的人才会试图阻挡进步，并因此成为它的牺牲品。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在这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一起前进。对任何人或任何阶级来说，为进步的动向而生气都是极其愚蠢的。如果金融家们觉得这一进步是那些智力低下的人的折腾，如果他们把所有改善的建议都看作是个人攻击，那么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便比任何别的更能证明他们不适合继续领导人们。
如果目前的错误体制比一个更完善的体制对一个银行家来说更有利可图的话，如果这位银行家对他个人今后的利润看得重于为世界的生活做出贡献的荣誉—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那么利益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但可以公正地对那些自私的金融利益集团说，如果他们发起的战斗是为了永远保有一个只为他们带来利润的体制的话，那么他们的战斗已经失败了。为什么金融应该害怕？世界仍在这里。人们仍在彼此做生意。会有钱的，也会需要金钱机制的专家。
什么都不会失去，除了节疤和死结。当然，会进行一些调整。银行将不再是工业的主人，他们将是工业的仆人。企业将掌握着钱而不是钱掌握着企业。毁坏性的利息体系将进行大的修正。银行业将不再是冒险，而是服务，银行将比现在为人们做更多的事。不再是世界上管理起来花费最大的行业，在分红上获利最大的行业，它们将变得费用不那么高，它们所获的利益将分给它们所服务的社会。
老秩序的两个事实是根本事实，第一，在国内，金融控制的趋势是向最大的中央银行机构发展—要么是一家政府银行，要么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私人银行集团。在每一个国家，总是有由私人或半公共利益绝对掌握着信贷。第二，作为整体的世界，同样的集中化趋势也开始了，美国信用是在纽约的银行控制之下，就像战前世界的信用是由伦敦控制一样—英国英镑作为世界贸易的结算货币单位。
我们面临着两种改革方式，一种是从底层开始，一种是从顶层开始。后一种是更稳定的方式，前一种正在俄国试行。如果我们的改革应该从顶层开始的话，那就需要一种社会远见和真诚的深入的利他主义热情，而这些是和自私的精明完全不一致的。
世界上的财富既不是由世界上的金钱组成，也不能由世界上的金钱充分代表。黄金本身并不是一种有价值的物品，它和衣帽间对衣帽一样不会增加什么价值。但它可以方便地使用，作为财富的标志，给它的拥有者或掌管者对那些真正财富的生产者所需要的货币有控制的权力。与货币这一用于交换的商品打交道是一件非常有利可图的事。当货币自身变成一件可以买卖的货物，在真正的财富转移和交换之前，篡权者和投机分子便被允许在产品上抽一份税了。
货币的控制者能保持生产力这一点会更有说服力，如果记住虽然金钱被认为代表着世界上真正的财富，而世界上的真正财富总是多于金钱。并且真正的财富经常被迫去等待金钱，这样导致了最矛盾的情况—一个充满财富的世界却无法满足需要。
这些事实并不只是财政方面的，只是变成数字留在那里。它们是和人类命运血肉相连的。世界的贫穷很少是由于缺乏物品造成的，而是由于“货币紧缺”造成的。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导致了国际争端和恶意，这些反过来激发了战争—这表明这些事实对人类的重要。这样，贫穷和战争，两个最大的恶魔，都是从同一条根上长出来的。
让我们看看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开始是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