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来自很多方面，其中重要的方面都是能够控制的。特权也是如此。我认为完全可能废除贫穷和特权—这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它们的被废除是件值得去干的事情。两者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但它们都存在着，却不是法律。我们必须对结果抱有希望。
对于贫穷，我指的是缺乏个人或家庭必需的食品、住房和衣物。
在生活水平上会有不同的等级。人们在智力和体力上都不是完全相等的。任何以这样的假设—人是或应该是平等的—为前提的计划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也是行不通的。不可能也不值得去把高的程度降低。这样做只会使贫穷普遍化而不再是个别化。强迫效率高的生产者变成低效率的，并不能使效率低的生产者变得更有效率。
贫穷只能用丰富的物质去消灭。我们现在的科学已经够发达了，作为自然的发展，能够看到有一天生产和分配都如此科学，所有的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勤奋获得自己的一份。
现代工业在逐渐改善工人和世界的状况，我们只需要对计划和方法知道得更多。最好的结果能够也将会由个人的创造性和天才而带来—通过领导者的智慧。政府，因为它本质上是消极的，不可能给予任何真正有建设性的事业以积极帮助。它能给予消极的帮助—去掉进步的障碍，并且不再成为社会的负担。
贫穷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根本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包括工业和农业两方面的—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运用之间的糟糕关系。由于缺乏调节而造成浪费是极其愚蠢的事情。在智慧的领导献身服务之前，所有的这些浪费都是在所难免的。只要领导者考虑更多的是钱而不是服务的话，浪费就将继续下去。浪费只能被有远见的人制止而不会被没远见的人制止。短视的人把钱放在第一位，他们看不到浪费。他们认为服务是利他主义的，而不是作为这世界上最现实的事情。他们不能摆脱琐屑的事情以看到大事—看到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从纯粹金钱立场出发的机会主义者的生产是最无利可图的。
服务可以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但那种服务通常不是最好的服务。
并不是工业企业不能够公平地分配一份它们所创造的财富。只是因为浪费是如此巨大，以至没有足够的一份给予每个参与者。事实上产品的价格通常是那么高，完全限制了它被最广泛地消费。
再看看一些浪费。看动力的浪费。密西西比河谷没有煤，在它的中央奔腾着百万马力的潜在动力—密西西比河流。但是如果河岸两边居住的人们想要动力或热量的话，他们就买那些从几百英里之外运来的煤，结果这些煤便以远远高出它们的动力或热力的价值的价格出售。或者，如果他们买不起这些昂贵的煤的话，他们便出去砍树，这样便失去了他们的水力的最大维护者之一森林了。直到最近，他们还没有想到过手中的动力，这除了最初的投资之外不用任何花费，可以取暖、照明、做饭，为这座河谷所养育的大量人口而工作。
消灭贫穷不能通过个人节俭，要通过更好的生产。“艰苦”和“节俭”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艰苦”这个词代表着一种恐惧。大量的悲剧性的浪费事实在某些环境—通常是物质最丰富的环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样导致了对奢侈的强烈反对—人们抓住了“节俭”这一想法。但它只是从大恶过渡到小恶，它并没有走完从错误到真理的全部旅程。
节俭是只生活中一半的人的法则。毫无疑问它要比浪费好得多。
同样毫无疑问，它并不如享用好。那些为自己的节俭而骄傲的人把它当作一种美德。一个贫穷节俭的人在丰饶的岁月里积攒一些小金属片，把它紧紧抓住不放—还有比这更可怜的吗？能够很快地获得生活必需品不是更好吗？我们全都知道那些节俭的人们，他们甚至对他们呼吸的空气的数量都很吝啬。他们舍不得给予任何东西。
他们是紧紧收缩的—身体和灵魂都一样。节俭是一种浪费—它是对生活的甘露、生命的精力的浪费。有两种浪费者—那种肆意挥霍的人，他把自己的财富在喧闹的生活中随意乱扔；还有一种便是守财奴，他让自己的钱烂掉而不使用。那些严格的节俭者有被归入守财奴一类的很大危险。奢侈通常是对过分地压制花费的反动。节俭可能也是对奢侈的反动。
所有的东西给我们都是为了使用的。只要我们不滥用的话，就是正当的，就不是恶行。对我们生活中的东西所能犯下的最重的罪就是滥用它们。“滥用”是一个含义很广的词。我们喜欢说“浪费”，但浪费只是滥用的一种，所有的浪费都是滥用，所有滥用也是浪费。
过分地强调节省的习惯是可能的。每个人都有一份积蓄是合适的，值得的。如果没有一份的话那就是浪费—如果你能有一份的话，但它也可能做得过分。我们教育孩子们把他们的钱积蓄起来，作为反对不加考虑和自私的花费，这是有价值的。但它并不是积极的方式，它并没有引导孩子学会安全、有用的自我花销方式。教育孩子投资和使用钱要比光教他们节约更好。大多数不遗余力地节省几美元的人，如果把那几美元用于投资的话会更好—首先投在自己身上，然后投到一些有用的事情上，最终他们会省下更多钱的。
年轻人应该去投资而不是储蓄，他们应该给自己投资以增加自己的创造性价值。在他们使自己达到有用的最高峰后，那时将有足够的时间，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存放起来。当你在阻碍自己变得更有生产能力时，你不是在节约。你实际上是在失去你最重要的资本。你在减低一份自然投资的价值。使用的原则是真正的指导。使用是积极的，活跃的，是有生力的，使用便是活的，使用增加了物品的价值。
不必改变普遍状况，个人需要就可以避免。工资增长，价格增长，利润增长，以及其他种类的增长—想把钱弄到这里或弄到那里，都只是这一群人或那一群人试图趁火打劫—不考虑对别人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愚蠢的想法，认为只要能赚到钱，风暴都能平安度过。工人们相信只要能弄到更多的工资，风暴都能平安度过。资本家相信只要能弄到更多的利润，风暴都能平安度过。有一种可怜的信念，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在正常的时候，金钱是非常有用的，但金钱的价值不会大于人们把它用于生产。它被如此迷信地作为真正财富的替代品而受到崇拜，以至它的价值完全被毁了。
有一种观点一直流传着，即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其实并没有这种冲突。因为城市太拥挤了，所以人们都应该返回农村—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所有人都这样的话，那么务农很快就会不再是一件令人满意的工作了。所有人都应该涌入工业城镇的说法，也同样是没有头脑的。如果农业荒弃了，企业主还有什么用呢？农业和工业间能够互惠互利。工厂主能给予农场主他想成为一个好农场主所需要的，农场主和其他购买者可以给工厂主他想成为一个好工厂主所需要的。然后，有着运输作为使者，我们就会有一个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稳定和良好的体制。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较小的社群，那里的生活没那么紧张，那里的田间和菜园的产品没有那么多的中间获利者，那里的贫穷和不安就会少得多。
看看整个这些季节性工作。以建筑作为季节性行业的例子。让建筑工人在整个冬天里冬眠，等待着建筑季节的到来，这是多大的浪费！好些熟练的工匠为了逃避冬天的损失被迫到工厂去工作，即使在建筑季节他们也留在工厂，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们走了，冬天再回来时，可能就找不到工厂的工作了—这是和前面同等的技术浪费。这种全年的体制造成了多大的浪费！如果农民们在播种、耕作和收获季节（它们毕竟只占一年的一小部分）能够离开工厂回到农场，如果建筑者在建筑季节能离开工厂重操旧业，他们都将会好多少！而整个世界将会运转得多么平稳！
假设每个春天和夏天我们全都移到室外去，过三个或四个月美好的户外生活，我们便不会有“松散的时间”了。
农业有农闲季节，那时间就是农民到工厂来帮助生产他所需要的产品的时间。工厂也有它的淡季，这时候就是工人到土地上去帮助生产粮食的时候。这样我们便可以把懒散从工作中去除，恢复人为和自然之间的平稳和谐。
对生活的更平衡的看法使我们获得的不是小利益。融合的方式不仅在特质方面有益，而且使头脑更开阔，判断更公正。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不安宁都是由狭隘的、偏颇的看法引起的。如果我们的工作更多样化，如果我们看到生活的更多方面，如果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多么依赖于另一方面，我们将会更平衡。每个人在广阔的天空下面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得更好的。
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美好、正当的事情永远不会不可能。
它只是意味着一个小小的配合—对贪婪的野心少一点注意，对生活本身多一点注意。
那些有钱人发现一年在一些奇异的冬季或夏季休养胜地无所事事地游玩三个月到四个月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多数美国人即使能够这样，他们也不会这样去浪费自己的时间，但是他们会愿意进行协调性的户外季节性工作。
几乎不可能怀疑我们看到的自己周围的大多数不安定情况，都是由于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好些整年不断地干着同样工作的人们，享受不到健康的阳光和户外辽阔的天地。如果他们在扭曲的光线中看待事物，他们几乎是不应受到责备的。这一点同等地适用于资本家和工人。
生活中有什么东西妨碍着正常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工业中有什么东西使得工业与那些为工业服务的合格人员不和谐呢？如果工业劳动力每年夏天都从车间撤出，这将妨碍生产而遭到反对。但我们必须从更普遍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工业劳动力在三个月或四个月的户外劳动之后增加的能量。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共同返回田野导致的对生活费用的影响。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表明的，我们正在进行把农业和工厂结合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完全满意的结果。在诺斯维尔，离底特律不远，我们有一家生产阀门的小工厂。那个工厂的管理和机械相对来说都很简单，因为它只生产一种产品。我们用不着去找熟练工人，技能都是由机器完成的。乡下的人们能够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做工，一部分时间在农场耕作，因为机械化耕种并不是很劳累的活。工厂的动力来自水电。
另一座在某种程度上更大的工厂正在菲莱特洛克修建，离底特律15 英里的地方。我们在河上筑了一道堤坝。这道水坝同时也作为底特律— 托里多— 埃伦顿铁路的一座桥梁，在那个地方这条铁路正需要一座新桥。同时还有一条为公众所用的路—全都是在一次建筑中完成的。我们想在那里生产玻璃。把河流截断后有足够深的水可以将我们大多数的原材料都从水路运进来。它还通过一座水电站为我们提供动力。因为处于农耕的乡村中间，不可能出现拥挤或任何由于人口太集中引起的事故。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耕地和农场，同时在工厂干活。这可以覆盖工厂周围15 ～ 20 英里的范围—因为，现在工人们当然可以驾驶汽车来工厂上班。在那里我们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并且完全没有那些由于过度集中而产生的坏处。
那种认为工业国家必须将它的工业集中的论调，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那只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我们对生产了解得越多，并知道了用可互换的零件生产产品，那么那些零件便可能在条件最好的地方生产了。而这些可能最好的条件，在雇员的角度看来是这样，同时从生产的角度看来也是最好的条件。人们无法在一条小溪边建一座大工厂。人们可以在一条小溪上建座小工厂。这些小工厂组合在一起，每一座小工厂生产一种零件，将使整个产品比在一座大工厂里生产更便宜。也有例外，比如在哪儿进行铸造。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罗格河工厂，我们便把冶炼金属和铸造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使用所有的废动力。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并且在一个地方要有相当多的人力。但这种结合更是一种例外而不是普遍规律。
它们并不足以影响打破工业过于集中的过程。
工业将分散化。如果一座城市被毁掉了，不可能重建一座和它一模一样的。这一事实本身便流露出我们对自己的城市的真正评价。
这城市有一个地方要补充，有一件事需要做。无疑，如果不是由于城市的话，乡下将不会如此适合居住。由于挤在一起，人们了解了一些秘密。如果单在乡下的话，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卫生，照明，社会组织—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城市经验的产物。但同时我们今天所忍受的每一种社会疾病，都是在大城市发源的，并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你会发现较小的社群随季节的变换和谐地生活，既没有特别的贫穷也没有特别的富有—没有任何我们人口众多的社群忍受的动**不宁的暴力、瘟疫。在一座有100 万桀骜不驯的危险者的城市里总会发生一些事情。30 英里之外，幸福满足的村民读着城市的狂言谵语！一座大城市真是一群无助的群氓。它使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从外面运送来的，停止运输便停止了城市的运转，它靠商店的货架生活。那些货架什么也不出产。城市无法喂养自己，无法给自己衣服穿，给自己取暖，给自己房子住。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如此的人为假造，有时本能会为这些不自然的一切而造反。
最后，在大城市里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变得那么高，几乎让人无法承受了。它对生活抽着那么重的税以至没有剩余以供生活了。政客们发现那么容易借钱，他们把钱借到了极限。在最近10 年内，这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的管理费都极大地增加了，这笔费用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还借钱的利息的。这笔钱要么用于非生产性的砖头、石头和灰沙，要么用于城市生活的必需设施，比如供水工程和下水道工程，这样的费用远远超出了合理的程度。那些用以维护这些工程的钱，为了保持大量的人口和交通秩序的钱，远远比从社会生活中获取的利益多得多。现代城市是挥霍浪费的，它今天是要破产的，明天它将不再这样。
提供大量的廉价并且方便的动力—并不是一下子，而是随着它的被使用而来—将比任何其他的什么东西更能带来生活的平衡并砍掉滋生贫穷的浪费。并不存在唯一的电源。也许对一个社群来说在矿井口建的火力发电站的电力是最经济的。对另一个社群来说水力发电也许是最好的，但是在每一个社区肯定应该有一个中心电站供给廉价电力—它应该被看作和铁路或供水一样是必须的。我们能够把每一处大的动力源都利用起来，为共同的利益使用，如果不是难以弄到资金的话。我想，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关于资金的观念。
一个企业自身创造的资金，那些被用来扩大工人们的机会和增加他们的舒适和财富的资金，那些用来为更多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的资金，那些降低为公众提供的服务费的资金—这种资金，即使是由一个人掌握，也不是对人类的威胁。它是工作积余，它的使用是造福全体人们的。这样的资金的拥有人几乎不会把它当作个人的报酬。没有人能够把这样的积余看成是他自己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单独创造了它。这是他的整个企业联合生产的产品。拥有者的观念可以失掉所有能量和方向，尽管它不能补充所有的能量和方向。
每个工人都是创造的一员。没有任何经营能被认为是只与今天有关和只与参与其事的个人有关。它必须有继续进行的工具。最好的工资是应该支付的。应该保证企业的每一位参与者有一份合适的生活—不管他的角色是什么。但是为了企业有能力资助那些为它工作的工人，必须得保留一份盈余。真正诚实的企业主把他盈余的利润用于这方面。不管这笔盈余放在哪里，也不管是由谁掌握，要紧的是它的使用。
那些不能用于经常性地创造更好更多的工作机会的资金跟沙子一样无用。那些不能经常性地改善日常工作条件且更公平地给日常工作以报酬的资金并没有履行它的最高职能。资金的最大用处不是创造更多的钱，而是使钱做更多改善生活的服务。我们从事商业的人如果不能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便没有做好我们的主要工作，我们便没有提供完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