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文明社会会有布施的需要？我反对的并不是慈悲之心。上帝不允许我们对一个需要帮助的生灵冷漠无情。人类的同情心是极美好的品质，冷漠、算计的态度是无法取代它的。人们说不出任何伟大的进步其后面是没有人类同情心的。正是为了帮助人们，每一种重要的服务才得以进行。
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一伟大的美好的动力用于太小的目的。如果人类的同情心促使我们给挨饿的人以粮食，为什么它不能给予最大的希望—使饥饿不可能在我们中间出现呢？我们的同情心如果足以帮助人们摆脱困难的话，可以肯定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同情心让他们根本就不会陷入困难之中。
给予是容易的。更难的是使给予成为不必要。要使给予成为不必要，我们必须要看到个人痛苦的原因—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他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但不能止于暂时的解救。难以做到的似乎是找到事情产生的原因。大多数人能够站出来帮助一个贫困的家庭，但是难得动脑子想把贫困彻底地消灭。
对职业慈善者或任何种类的商业化人道主义，我都没有耐心。
在人类的帮助被系统化、组织化、商业化和职业化的那一刻，这种助人的心灵便消除了，它就成了一件冷漠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了。
真正的人类帮助是永远不能印成分类卡片或做广告的。有更多的孤儿在那些爱他们的人们的家里得到照顾，而不是在收养机构。住在朋友家里的老人要比你在老年之家看到的老人更多。由家庭给予家庭借款得到的帮助，要比社会贷款给予的帮助更多。这就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人类社会对它自己的守护。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把慈善的自然本能商业化。
职业慈善机构不只是冷漠的，并且其弊端多于益处。它贬低了接受帮助的人们，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它是和伤感的理想主义相联的。几年之前，一种观念广为流传，即：服务是我们应该期望的为我们而做的事情。数不清的人们成了善意的“社会服务”的接受者。我们人口中的一大部分被娇宠成陷入期待的、孩子一样无助的状态。由此诞生了为人们做事的常规职业。这给了可称赞的服务热情一个渠道，但它并未给人们的自强贡献任何东西，也没有改变那些状况—产生对这些服务的需要的状况。
比这种鼓励孩子气的任性更糟的是，它不是训练自强和自足，它反而造成了一种憎恨的情感，这一点总是抵消并超过了慈善的好处，人们经常抱怨他们帮助过的人“忘恩负义”。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第一，我们所谓的慈善之举几乎没有真正的慈善，没有完全是出于同情的。第二，没有人会由于被迫接受别人恩惠而感到快乐。
这样的“社会工作”制造了一种紧张关系—施舍的接受者感到他在接受救助时被藐视了。施舍者在施舍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被蔑视了—这是一个问题。慈善从未不会使一桩事情彻底了结。
慈善机构的目的如果不是使它自身逐渐变得不被需要的话，它就不是在提供服务。它只是在为它自己制造工作，是不生产的记录上添加的又一项。
当那些似乎无法谋生的人摆脱这种不能进行生产的状况，能够投入生产时，慈善便成为不必要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讲述过的我们工厂的经验证明，在进行充分分工的企业中，有很多工作可以由残疾人来做。科学的企业并不是怪物，所有靠近它的人都会被它吞掉。如果它是这样的怪物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站在它在生活中应该站的位置上。在企业的内外肯定会有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强壮的人的全部力气。还会有其他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很多，需要比中世纪工匠的技术更高的技术。产业分工使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或一个有技术的人总是能运用他的力气或技能。在以前的手工工业中，一个技术人员要把他相当多的时间用于无须技能的工作上。那是一种浪费。因为在那时候，每一件既需要技术劳动又需要非技术劳动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因此几乎没有余地留给那些由于太笨学不会技术的人或那些由于没有机会学一门手艺的人们。
没有机器，只靠手工劳动的人只能挣得温饱生活，他不可能有积累。一般认为，一个人到了老年，必须由他的孩子们来赡养；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他就应该能被公众赡养。所有这些都是很不必要的。产业分工实际上能为任何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在分工高度明确的企业里，盲人能干的活比非盲人还多。在每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上，那些可能被当作慈善救济对象的视力不佳者，能够挣得和那些最灵巧、身体最棒的人完全相同的好生活。让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去做一份可以由残疾人做得一样好的工作是一种浪费。让盲人去编织篮子是一种可怕的浪费。让囚犯去捶石头或捻麻绳或做任何琐屑无用的工作都是浪费。
一座管理良好的监狱不仅应该自给自足，而且一个坐牢的人应该能够养活他的家庭；如果他没有家的话，他应该能够积攒一笔钱，当他出狱的时候能带走。我并不是在提倡囚犯劳动或实际上像奴隶一样役使人。这样的想法是羞于出口的。监狱的事，我们已经做得过分了。我们是从错误的目的开始的。但是，只要有监狱，它们就能恰当地纳入整个生产计划之中，这样一座监狱便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为公众减轻负担工作，同时也使囚犯受益。我知道有法律—由没有头脑的人通过的愚蠢的法律—限制监狱的工业活动。这些法律大多数是听从所谓的劳动之命通过的。它们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增加一个社会的负担不会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人有好处。如果头脑里总记住服务的念头的话，那么每个社会的工作都多于人们能做的工作。
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消除了对慈善家的需要。慈善家，不管他的动机是多么高尚，都不是为自强而有的。我们必须自强。一个对其已有的表示不满意、不满足的社会是更好的社会—我不是指那种琐屑的、日常的、斤斤计较、没完没了的不满，而是一种广阔的勇敢的不满，它相信已经做过的一些能够并且应该在最后干得更好。为服务而组织的产业—员工和领导一样必须服务—能够提供优厚的工资使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自我依靠和自我养活。一个把时间和金钱用来帮助这世界为自己做得更多的慈善家比那种只是施舍并因此鼓励懒散的慈善家要好得多。慈善，像别的一切，应该成为有生产能力的事业，我相信它也能够成为。我个人对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所医院进行了一些实验，想发现这些通常被认为慈善的机构能不能靠自己的脚站立。我发现它们能够。
我并不赞同一般组织的那种中等职业学校—孩子们只是获得一些零散的知识，他们并没有学会怎样运用这些知识。中等职业学校不应该是技术学院和学校的交叉处。它应该是教会孩子们成为能进行生产的人的工具。如果他们做一些没用的事—写一篇文章然后把它扔掉—他们将不会感兴趣或获得他们有权获得的知识。在上学期间，孩子们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学校—除非靠赞助—没法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需要资助，他们必须干能到手的第一件活。他们没有机会挑挑拣拣。
当孩子们这样没有训练便进入生活，他们只是给已经数量巨大的不合格劳动人数增添了数量而已。现代工业需要一定程度的能力和技术，既不是尽早离开学校，也不是长期待在学校能够获得的。
为了能吸引这些孩子们的兴趣，对他们进行手艺培训，劳动培训部门引进了更先进的学校制度，但即使这些也是权宜之计，因为它只是迎合、而不是满足正常的孩子们的创造性本能。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对孩子们进行各种教育，同时开始在生产线进行工业培训—亨利·福特中等职业学校在1916 年成立了。我们并没有把慈善这个词和它联系在一起。它是由于想帮助那些为环境所迫过早离开学校的孩子们而建立的。这种给予帮助的希望非常符合为工厂输送经过训练的工具制造者的需要。从一开始，我们便遵循三条重要原则：第一，孩子应被当作孩子，不能转化成未成年的工人。第二，文化教育和工业指导共同前进。第三，孩子们对他的工作有自豪感和责任感，因为训练他去做的工作是有用的。
他制造着有确认的工业价值的东西。这所学校是作为私立学校开设的，招收12 ～ 18 岁的孩子，它是以奖学金为基础组织的。每个孩子在入学时一年给予400 美元现金的奖学金。如果他的成绩令人满意的话，奖学金将逐渐增加到最高的600 美元。
课堂和车间工作的成绩都有记录，同时还有孩子在这两者中表现出的勤奋程度，对他以后的奖学金进行调整正是根据他的勤奋程度来判定的。除了奖学金外，每个月还给每个孩子一小笔钱，这笔钱他必须存起来。这笔节约资金必须存在银行，直到他离开学校，或者得到学校允许在紧急情况时使用。
管理学校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了，也发现了实现它的目标的更好的方式。在刚开始，孩子们一天的三分之一用于课堂学习，三分之二用于车间工作。这种一日之中的两项安排被发现是对进步的阻碍，现在孩子们是按周数进行安排的—一周用于课堂学习，两周用于车间学习。课程连续进行，各学习小组轮换学习。
在这里最好的老师是工厂职员，教材就是福特工厂。它比绝大多数大学更能提供实践教学的机会。算术课来自具体的车间问题。
孩子们的头脑不再被那神秘的可代表四英里的A 和代表二英里的B 所扭曲。实际的程序和实际的状况就展现他眼前—他被教会观察。
城市不再是地图上的黑点，世界不再只是书上的纸页。工厂运往新加坡的产品和工厂收到的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原材料就展现在他面前。世界成了人们居住的星球，而不是老师讲台上的彩色地球仪。
在物理课和化学课方面，工厂提供了一个实验室，在这里理论变成了实际，课程变成了实际经验。假设要教的是水泵的工作，老师讲解零件和其各自的功能，回答问题，然后他们一伙人一起去机房看那台大水泵。学校有固定的工厂车间，里面的设备是最好的。孩子们从这一台机器到下一台机器地工作。他们主要生产公司所需要的零件。但我们的需要是如此广泛，这张需求单几乎可以包括一切了。
通过检查，合格的零件由福特公司购买，当然，不能通过检查的零件便是学校的损失了。
那些进步最快、程度最好的孩子们做精细的测定微螺旋的活儿，他们做每个操作时都明白其目的和相关的原理。他们修理他们自己的机器。他们学会怎样置身机器之中保护自己。他们学习制模。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他们和自己的老师一起为他们成功的人生打下牢固的基础。
当他们毕业时，工厂总是有工资优厚的工作向他们敞开。孩子们的社会和道德健康得到了周到的关怀。监管不是权威性的，而是朋友似的。每个孩子的家庭状况学校都知道得很清楚，他的性情也被注意到。并没有试图去娇宠他，也没有试图把他当性格软弱的人看待。有一天，两个孩子要打架。学校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打架不好的教育，而是提议用一种更好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当他们男子汉气概十足，更喜欢更原始的解决方式，便给他们两副拳击手套，到工厂的某个角落去决斗。对他们唯一的规定是必须在那里结束战斗，不能在工厂外面打架。结果是短暂的对抗—随后是友谊。
他们被作为孩子管理。他们原本的孩子气本能受到鼓励。当在课堂上和车间里看到他们时，人们会很容易看到他们眼睛里快乐的光芒。他们有一种集体归属感。他们感觉到正做着有价值的工作。
他们主动地、如饥似渴地学习，因为他们所学的东西是每个活跃的孩子都想学的。关于他所学的，他经常问一些没有一个他的家人能够回答的问题。
学校从6 个孩子开始，现在已有了200 人。由于学校有着一套实用的制度，它还可以扩张到700 人。学校开始的时候有财政赤字。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能够自己支持自己是我的基本观念之一，它也是如此发展的，现在它完全能够维持自己了。
我们能够让这些孩子享有他的少年时代。这些孩子是学习做工人的，但他们没有忘记怎样做一个孩子。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他们一小时挣19 ～ 35 美分—这比他们作为孩子从事任何为孩子提供的工作所挣得的都多。他们待在学校比出去工作更能帮助养家。
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已有了良好的普通教育、初步的技术教育，成了相当有技能的工人，能挣一份好工资。这份工资，如果他们喜欢的话，能给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的自由。如果不想接受更多的教育，他们至少也有了在哪里都能挣得一份好工资的技术了。他们并没有被要求必须进我们的工厂。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进了我们的工厂，因为他们不知道哪里还有更好的工作—我们想使我们的工作对那些接受这些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好工作。但并没有什么义务束缚着孩子们。他们是自己走过自己的路的，没有欠下任何债务。这里没有慈善，学校负担自己的经费。
福特医院也是按相似的想法成立的。但是由于战争的原故—它交给了政府，成了第36 综合性军医院，住着1500 位病人—工作并没有进展到确定的目标点。它在1914 年作为底特律综合医院开始，计划用公众的捐助来建立。和其他人一道，我也捐助了，建筑开始了。第一栋楼还远没有建成，资金便用完了。我被请求再次捐助。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管理者在动工之前应该知道这楼要用多少钱才能建成。这样的开头使人对医院建成之后将会管理成什么样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我同意把医院全部接过来，把所有其他的捐赠都退还回去。这事办成了，我们向前推进自己的工作，直到1918 年8 月1 日，整个医院转交给政府。它在1919 年10 月交还给了我们。同年的11 月10 日，第一位私人病员被接收进医院了。
医院位于底特律的西大波尔瓦德，占地20 英亩，因此有很大的扩张空间。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所有自己存在理由的医院。医院的最初设计被完全废除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所在设计和管理方面全新的医院。有很多为有钱人开设的医院。有很多为穷人开设的医院。但没有为那种能支付得起适度医疗费并且愿意支付、以免有受慈善救济感觉的人开设的医院。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所医院不可能既是服务性的又是自负盈亏的—医院要么是由私人捐赠以维持，要么是成为谋利的私人疗养所。这所医院的设想是要自立的—以最低的费用给予最大的服务，不带有丝毫慈善色彩。
在我们建起的新楼里没有病房。所有的房间都是个人私用，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浴室。这些房间—24 套一组—全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的家具，一样的装置。房间没什么可挑选的。计划要做的就是医院里没有任何可挑选的。每一个病人都和其他病人一样处于同等的地位。
根本就无法肯定，现在这样管理的医院，是为病人而存在还是为医生而存在。我对一个能干的外科大夫或内科大夫用于慈善的大量时间不是没有注意到，但我同时无法信服手术费应该根据病人的贫富来规定，并且我完全相信所谓的“职业成规”是对人类的诅咒，并且阻碍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对疾病的诊断并没有大的促进作用。
我并不想运营这样的医院—医院的每一条措施不是为了保证病人按照他确实所患的病进行医治，而是按照某个医生认定他所患的病进行医治。职业成规使得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诊断非常困难。会诊的医生，除非他是一个非常圆通的人，否则不会改变一个诊断或治疗方案，除非那位找他来的医生也完全同意。而且如果诊断或治疗方案被改变了的话，通常也不会让病人知道。似乎有一种这样的观念：一个病人，特别是在医院的病人，他们成了医生的财产。一个有良知的行医人不会剥削病人。一个没有良知的行医者确实是在剥削病人。很多医生都把维护他们的诊断视为与病人的康复一样重要。
我们医院的目的就是废除所有的这一切行为，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它便成了被称为“封闭性”的医院。所有的医生和所有的护士都是按年聘用，而且不能到医院外面去行医。包括实习医生在内，医院一共有21 个外科大夫和内科大夫。这些人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工资至少达到如果他们个人行医很成功所能挣得的数目。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从医治任何一位病人中获得金钱利益。病人不能由外面来的医生治疗。我们很高兴地给家庭医生留下他的位置和作用。我们并不寻求取代他，我们接过他放下的病例，并且尽可能快地把病人交还给他。我们的制度使我们不希望病人在医院住比他所需更长的时间—我们并不需要这种事情。我们将与家庭医生分享我们对病情的了解，但当病人住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对外面医生的治疗的封闭，虽然我们并没有封闭与任何希望合作的家庭医生的合作。
对病人的管理是挺有意思的。进来的病人首先由高级大夫检查，然后再转给三四个或看起来需要多少的大夫检查。不管病人是因为什么病而来到医院，这种多重检查都是要进行的。因为正如我们逐渐认识到的，重要的是身体的完全健康而不是某一种病症。每一个医生都进行一次彻底检查，每一位检查过的医生都写下一份检查结果交给主任医师，检查的医生没有任何机会和另一位检查过的医生进行商量或咨询。最少有三份，有时候有六份或七份，绝对完全和绝对独立的诊断意见，交到医院院长的手里。它们组成了这一病例的全部记录，采取这些谨慎的措施是为了保证在目前知识限度内诊断的正确。
目前，医院能提供600 张病床。每一个病人的医疗费是根据一个固定的收费表收取的。收费表包括医院的住房费、膳食费、药费和手术费、护理费，没有其他额外的费用，没有私人护士。如果一个病人需要的照顾多于安排给他的护士，那么就再加一位护士，但病人不用再多付钱。然而，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病人都是根据他们所需要的护理数量进行分组的。根据情况的类型需要，也许一个护士照顾两个病人，也许一个护士护理5 个病人。一个护士护理的病人不能超过7 个，由于这种安排，一个护士照顾7 个并不是病危的病人也是比较容易的。在一般的医院里，护士们必须走很多没用的路，她们用在走路上的时间要多于用在照顾病人上的时间。这所医院的设计是要节约走路的，每一层楼的功能都是完整的。就像在工厂里我们致力消除浪费的运动的需要，我们同样在医院里也致力消除浪费的动作。病人为房间、护理和药物需缴的费用是4.5 美元一天，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这一收费还会降低。大手术的手术费是125 美元，小手术的收费则根据固定的收费表。所有的这些收费标准都是统一的。医院就像一座工厂一样有一个成本计算体系。
这些收费将根据收支平衡来进行调整。
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使这些试验不能成功。这所医院的成功纯属一件管理和数学的事情。能够使一座工厂提供最大服务的管理方法，同样也可以使一所医院提供最大的服务，并且是在很低的、每个人都能支付得起的价钱范围之内。在医院和工厂之间，唯一的财务差别就是我不指望医院回报利润。我们确实指望它能承担自身的费用。对这所医院的投资到现在为止大约是900 万美元。
如果我们能摆脱这些慈善业，那些现在用于慈善业的资金可以投入促进生产之中—使物资的生产更便宜、产量更大一些，然后我们不但能够把税务的重负从公众身上卸下，让人们轻松，而且我们还能增加普遍的财富。我们把太多的东西用于私人利益了，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服务集体利益的事情。在公共服务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建设性思考。在经济事务中，我们需要一种“通用的训练”。投机资本的过分的野心，如同对不负责任的劳动的不合理要求一样，都是由于对生活的经济基础的无知而造成的。没有人能够从生活中获取多于生活所能给予的东西—然而，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自己能够获得。投机资本想要比自身能有的更多的利润，劳动者想要比自身能得的更多的利益，原材料出售者想要的更多，购买的公众想要的更多。一个家庭知道支出多于收入是无法生活的。
甚至孩子们都知道这点。但是公众似乎从来就没有明白无法超出自己的收入而生活—拥有比生产出的更多的东西。
在清除慈善的需要中，我们头脑里不仅要牢记存在的经济事实，而且还要记住缺乏对这些事实的了解会鼓励恐惧。消除恐惧，我们可以自力更生。在自力更生实行的地方，慈善不会现身。
恐惧是由于把依赖置于外部事物而产生的。依赖于一个工长的善良，也许依赖于一个工厂的繁荣，依赖于市场的稳定。用另一句话来说，恐惧就是那些把自身的事业置于尘世环境中的人的一部分。
恐惧是身体凌驾在灵魂之上的结果。
失败的心境纯属精神上的，并且是恐惧之母。这种心境总是固定在那些没有远见的人的身上。他们开始做着某种从A 到Z 的事情。在A 阶段的时候，他们失败了，在B 阶段的时候他们摇摇晃晃，在C 阶段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然后他们叫喊着“失败了”，把整个事情扔掉。他们甚至没有给他们自己一次机会去真正的失败。他们甚至没有给自己的设想一个机会去证明其对或证明其错。他们只是让他们自己被一些很自然的困难击败。
这种困难在每一种工作中都是会遇到的。
被击败比失败更甚。他们需要的不是智慧，或金钱，或才智，或“推动力”，而只是毅力和骨头。这种粗糙的、原始的、简单的力量—我们称之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力量—是努力的世界的无冕之王。人们在这些事情上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他们看到人们创造的成功，并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很轻松容易。但这是一个远离事实的世界。失败才是容易的，成功总是非常艰难。一个人可以轻轻松松地失败，他只有付出他所有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他才能成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成功如此悲哀—如果它不能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是无用的东西的话。
如果一个人对工业形势经常感到害怕的话，他就应该改变他的生活，不再依附于它。总是有土地的，现在在土地上工作的人比以前少多了。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对某个雇主的恩惠改变的恐惧之中的话，他应该使自己摆脱出来，不依靠任何雇主。他可以做自己的老板。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比他离开的那个要穷的老板，但他至少去掉了那种恐惧的阴影，而这一点是能值一大笔钱和一个好职位的。对于这种人来说，最好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在他的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摆脱恐惧。在那些你丧失自由的地方成为一个自由人，在你失败的地方赢得你的战斗。你将会看到，虽然你的外部环境有许多不对之处，但在你的自身内部有更加不对劲的地方。这样你就会知道你自身内的不对之处甚至会毁掉你外部环境中好的方面。
人类仍然是地球上万物的灵长。不论发生什么，他还是一个人。企业也许明天会不景气—他还是一个人，他经历环境的变化，就像他经历温度的变化一样—他仍然是一个人，只要他让这种思想在他身上重生的话，它就会在他自身之内掘出新的井和矿。在他自身之外没有安全之处，在他自身之外没有财富。消除恐惧也就带来了安全和供给。
让每个美国人在娇宠面前都像钢铁一样坚强。美国人应该憎恨娇宠，它是麻醉药。站起来并站出去，让脆弱的人接受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