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前一个半月，鲁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死》，文中写道：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其实，“要赶快做”，是贯穿鲁迅一生的做人做事的原则。他生来注定就是一个人生之路上匆匆急行的不停做事、不知道疲倦的“过客”。他一生都在和时间竞赛。只不过因病耽搁了要做的事的时候，他的“要赶快做”的想头更为强烈罢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病的严重，意识到了“死”的时候，他更要和死神竞赛了。
1936年10月18日，鲁迅未记完的最后的日记
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鲁迅的身体衰弱得很快。常低烧不退，肩胁疼痛。进入1936年以来，几乎一直处于病苦之中。鲁迅学过医，医生朋友也警告过几次，肺结核病情之严重，他自己是非常清楚的。这年7月，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沈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到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现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当时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现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缠绵至此。”8月，在致杨霁云信中说：“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并说二十多年来，发过四五回，这回因为年龄的关系，两个多月了还不能停止服药。即便在这种状况下，只要不倒，鲁迅还是在做事，而且是“赶快做”。他在致王冶秋信中说：“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就在1936年的九个多月的时间里，鲁迅编校了自己的两部书稿；筹划了《译文》的复刊及自己的三十年著述汇编；自编自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一百图》；编校了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上、下卷；编辑了《苏联版画选集》《〈城与年〉插图本》；共为所编之书及“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遗作等十一部书写了序言；翻译了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写信约七十封，其中两封是认真回答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学生颜黎民提出的关于读书学习问题的。到了8月份，鲁迅体重已降至约三十九公斤，并因肺支气管破裂而开始吐血。8月至9月，尚作文十二篇；10月9日至19日逝世前的短短十天内，作文四篇，最后一篇未写完。有些文章书信，是在连一张纸也拿不起来的情形下，口述请许广平、冯雪峰代笔的。
最了解鲁迅在病中怎样工作的是最为鲁迅担忧的许广平。明知死之将至而不肯治病，偏要和死亡竞争的工作状态、精神状态，使许广平产生了非常可怕的感觉。是啊，在生命的最后十个月里，卧病八个月，其中有一个多月连笔也拿不起来，居然能够做出平均每月出版一本书还多的成绩，连许广平都疑心是非人力之所能的。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在悲痛中涌出来的，是描述鲁迅如何做事如何工作的词句：“……你曾对我说：‘我好象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鲁迅的绝笔——10月18日晨写给内山完造的日文便条。24.7cm×20.5cm。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便条中译文：“老板几下：没想到半夜又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L拜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