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过去又王家，瞬息之间日报斜。
几许名园刚一二，长春不断四时花。
――成都竹枝词
时代变了，改革开放了。母亲退休，父亲也退休了。他们的“问题”早已平反落实。不是新津人的母亲，因为早年父亲的执意，像一只方向错误的小船，代替父亲去到那片不熟悉的河港汊湾漂流了几十年，飘得还很好。母亲老了，该回到成都了。长期两地分居的父母亲也该团聚，颐养天年。我们该有个传统意义上的家了。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但我们需要、向往一个以父母为主轴，用血缘和向心力将我们吸引、凝结在一起的相对的大家。
这个家的载体就是房子。然而，宽巷子X号那间小小的斗室容不下这个家。但是，当时要找到像样的房子谈何容易。商品房根本还无从谈起，住房都是单位分配。住房是稀缺资源。我在出版社当文学编辑当得好好的，工作也是我喜爱的。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住房，孩出生了；单位分房却论资排辈。在人才济济，老作家老编辑多如牛毛的出版社，像我这样的年轻编辑要想分到房，难上加难。没有办法，我只好去到一家新闻单位。
在一个远离少城，一个七七八八，螺丝壳似的大杂院内，我们终于找到了家。是两间平房，我们用几百元钱买下。那时人们的工资很低，万元户，即说是某个人有一万元那就是了不得的人。那几百元钱，也大都是母亲平反后补发的工资。
我们的家，那两间平房质量很差。框镶在正屋上的长方形窗户，正好作为外面一个院子晒衣服人家长竿的一端支撑点。窗户上面随时有横七竖八支的晒衣竿杆。墙呢，砖不是一匹匹砌起来的，而是竖起来的，尽量省俭。只要用脚在上面轻轻一踢，整个墙壁就会崩溃。有一次，我们全家人正在吃饭，突然推金山倒玉柱一般，“轰隆”一声，一堵墙壁垮下，弥漫起来的灰，差点没把人呛死，还吃什么饭。
然而，总算有了习惯意义上的家。
搬家是个系统工程。当过多年搬运工的父亲，锻炼出了这方面的才能。他按部就班，分轻重缓急，要我先同他去宽巷子X号清东西。
真是穷家三担！想不到父亲那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斗室里，怎么会库存、清理出那么多没用的东西。他将东西塞得到处都是，而且，有些认为重要的东西怕被耗子咬坏，用绳子拴上，直冲冲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一嘟噜、一嘟噜，看起来就像天女散花，很是吊诡。
我将没用的东西拿到街对面省级机关宿舍设置的垃圾点去丢，丢到第三趟，已经将人家的垃圾点塞满。我前脚走，人家马上在门外贴出一张告示：谢绝外单位人在此倾倒垃圾！
搬家那天，李绍坤一早就轰隆隆拖着他那辆大板车来在宽巷子X号大门前帮我们搬家。李伯伯比我父亲年长，已经退休了。他的生活经济状况不如父亲。父亲平反后，关系转回教育系统，退休金要高些。李伯伯那个旧军人身份究竟是咋回事，没有人提起，退休搬运工人待遇，低好些。
不过，他已经很满足了。谈到现在的生活，他充满了感激。他说：“我和我们全家，现在至少说是衣食无忧。不会随时被弄去斗争。我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实事求是。感谢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总计计师邓小平。”
这是我去川东北转了一大圈后，第一次见到李伯伯。多年不见，他已经从一个精精干干的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这让我惊异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无情。他的脸上多了很深的皱纹，还有许多黑色老年斑。身姿也不是那样笔挺，有些佝了。然而，变的是他的外貌外形，不变的是他的气质。他有一分期望，一个心结。他说，他已经老了，他唯一的希望，也是遗憾，就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表现抗战中川军功绩的长篇小说。
维维！他不像当年那样叫我小名，而是称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显得正规亲切。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出息了，是个作家。而且，我还晓得，你写的大都是近百年来，我们四川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
我希望你写写我们川军抗战！
他说，现在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用地位得到承认。而且，有的已经搬上了电影电视。比如，台儿庄大战。但是，即以此说，如果没有我们川军之前打的滕县保卫战，就没有之后的台儿庄大战、台儿庄大捷。
他说：“我家离人民公园近。我随时经过人民公园，见到矗立在大门外那尊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都是老泪纵横。”看出我惊异，他说，好些摩登男女经过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时，连眼睛都不肯挂一下。他们哪知道，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理解他的心情。
我知道，这尊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最早是矗立在川军出川的东大路第一站万年场。几经沉浮，终于登堂入室，坐落在寸土寸金的成都市人民公园大门前。像高二米，连底座高为五米。塑像为一名出川抗日士兵，瘦削而坚毅，脚蹬破烂草鞋，穿短裤，身着旧式军单衣，打绑腿，胸前挂两只木柄手榴弹，背上背一把大刀和一只竹编斗笠，手上端着一支上了刺刀的老旧步枪，身子前倾，果敢的面庞向着前方，两眼喷射着仇恨的怒火，似乎正在冲锋，高喊杀敌，让人相当的震撼。
史载，八年抗战，四川出兵最多，牺牲最重。当时，平均每十五、六个川人中，就有一人在前线作战，川军伤亡人数是全国总伤亡的五分之一。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一省就单独支撑了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其多项指标，都是全国之冠。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寒风瑟瑟的深秋时节，数十万身着单衣短裤，打绑腿，穿草鞋，身背斗笠和大刀，手持劣质步枪的数十万川军迅速出川，奔赴全国战场，一时，“无川不成军”。在完全不具备对日作战的条件下，川军作战之骁勇，战绩之辉煌，伤亡之惨重而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是我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刘开渠先生，当年背负全川人民的希望，呕心沥血，费时经年完成的杰作。
李伯伯边装车边讲了个龙门阵给我听，我觉得很能反映世道人心。
1945年冬天，在当年川军出川抗战的第一站万年场，庆祝胜利的欢笑声随着鞭炮的硝烟刚刚散尽，茶馆夜场散了。这是一个相当寒冷的深夜。卖汤圆的王二爸最后一个离去，他身穿厚厚一件一裹圆大棉袍，挟个烘笼，佝偻着身子，踢踢踏踏地回家去，思绪还沉浸在刚才说书人酿造的意境中氛围中，这晚，说书人说的是王铭章率部血战滕县！
一个小川兵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让王二爸不禁一惊一怔，小川兵也就十六七岁。衣衫单薄在而又褴褛，背上背一个竹编斗笠和一把大刀，肩扛一枝老掉牙的步枪。小川兵面黄饥瘦，好像走了很长的路，满面尘土，又冷又饿。
王二爸心中一惊一痛，误以为是下场口的眯娃子，说你妈等你回来，一直等你到死，都没有等到你！这么冷的天，就穿这么点衣服？
大爷，冷我倒不怕。小兵说的却是一口川北话，我就是肚子饿，饿得遭不住了，我现在就想吃一口我们四川的汤圆。
王二爸带着小川兵进了门，要正在熄火打烊的儿媳妇赶快煮碗汤圆给这个小兄弟吃，他饿坏了。玉兰猛抬头，看见站在面前的这个小川兵，不禁悲从中来，她想起了她哥。八年前，他哥当兵出川抗日，可是至今未回，让她在乡下的娘哭瞎了眼睛。
一碗碗热腾腾的汤圆很快煮好，端到了小川兵手里，可是，小川兵的肚子简直就没有底。王二爸正要劝小川兵适可而止，可是，哪里有人？冷风嗖地一吹，将挂在门前的那盏红灯笼吹得忽闪忽闪的，烛液顺着灯笼中的那只大红蜡烛流下来，在寒风中迅速凝结，像是一颗颗凝固的泪，其状很惨。
自此以后，小镇上每一家茶楼酒肆，饭馆旅店汤圆铺等服务业，每晚都留着门，为的是接待在前线牺牲了的几十万川军英灵的回归。
这个故事让我感到震撼，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对他表示，但愿我在类似的写作中循序渐进，写到川军悲壮抗战，并在历史的隧道那头同李伯伯胜利会师。
他很有信心地说，会有这一天的。
李伯伯装车，我给他打下手，父亲还在里间不知忙些什么。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部架架车可以装这么多东西，从过冬的棉絮到居家过日子的锅盆碗盏；硬的软的，大的小的，可以磕碰和不能磕碰的，七七八八，不一而足。要把这些东西归置好，需要有统筹全局的眼光，有大处着眼，小处做实的实际本事。李伯伯就有这样的本事，让我叹为观止。
别看他上了年纪，临置起这些东西，如庖丁解牛，动作干净利索刚劲。东西在大板车上大体临置好后，他开始用麻绳、棕绳固定。他将一盘盘麻绳、棕绳，在板车上的某一点固定，将绳子向上一抛一甩。一抛一甩间，绳头已准确地落向该到的地点。然后开始收紧。他一只脚蹬在架架车的某个地方，手拉绳子，整个身子朝后仰用劲。“嗤嗤”声中，罩在天罗地网中的所有物品无不被绑紧。他的这门技艺，精彩绝伦。
搬家总是紊乱。在新家，母亲将堆积如山、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归置得大体差不多了时，猛然想起问我，你李伯伯呢，咋不请他进来坐、喝茶！
我也才猛想起。寻出门来，可是，哪里还有李伯伯的影子！他帮我们搬完家，不声不响地去了。成都有句地方话很有趣：“烧冷灶”，与文学语言“雪里送炭”是一个意思。李伯伯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烧冷灶”，不“烧热灶”。
以后，我们搬过多次家，一次比一次宽敞、好、舒适。记不得第一次搬家是哪年，好像是1980年。之后，习惯过文人生活的父亲躲进他的书斋，少与人来往。李伯伯，也没有再来过我家。直到2013年10月，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九套）看了我写作的，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反映川军抗战的《川军出峡》等书后，急如星火找上门来，嘱我务必找到李绍坤、李名扬父子。我这才想起，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相见了。费尽周折，找去寻去，终于找到时，才知道，李伯伯已于2004年悄然去逝，时年84岁。
那次家搬家之后，我急切地要父亲把宽巷子X号中那间斗室给我。一个在房管部门工作的朋友答应我，只要我有一个正式的房本本，他就可以给我换一个套二的房子。万万没有想到父亲把房本子给瞿宗了，把我气得半死。
爸呀爸，这么大个事，你咋不同我们商量一下呢？你咋胳膊肘往外拐呢？
他细说原委。
那年，瞿宗到马边劳教。期间同一个与他同病相怜的护士结了婚。这个护士，原先在山城一家相当有名，大多时候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医院工作。那天，前来要她打针的是个年老体弱，长得很干巴，名头很响的高级干部。她只需按单配好药水，往长得干巴，名头很响的高干屁股上一扎完事。但打一般针也是有讲究的，最好两快一慢：进针快，出针快，注射药液慢。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被注射者的紧张和痛苦。万万不能将针扎在屁股的三角那带上，那是坐骨神经。扎到坐骨神经上不仅痛，而且可能触及中枢神经，轻则受伤，重则致残。这是护士必须掌握的一个基本技能，何况她是卫校毕业生，属于科班生，受过专门训练，打这样的针，小菜一碟。
可是，那天心不在焉的她，一针扎在那个职务很高，名头很响，年龄偏大的高干的瘪瘪屁股的坐骨神经上。
“哎哟”一声，高干当即虚汗长淌、昏倒。出事故了。如果不是抢救及时，还真难说。幸亏她出身好，轻判，到马边劳教。在那里，她同瞿宗相识结婚，有了孩子。
按理说，劳教期满的人都可以回原籍。瞿宗做梦都想回成都，但要回成都谈容易！哪个单位接收你？接收的不仅是你瞿宗一人，而是拖家带口一大家子。接收的其中一个要点，就是房子。
瞿宗没有想到，这时有人搭救他来了，这就是他在太平洋彼岸美国的生身母亲。当年，他母亲跟那个国民党将军到台湾后，结了婚，还有了孩子。将军退役后，他们夫妇到美国发展，开了家轮船公司，赚了一些钱，就在他们要大展宏图时，他们那个很相信的大管家背叛了他们，将他们多年赚得的钱裹跑了。轮船公司宣布破产。不过他们的生活没有问题而且还优渥。瞿宗母亲后来生的两个孩子，从小在美国长大，没有什么亲情。这样，老年的瞿宗母亲就把一切念想，放在印象中还是那个又白又胖，一笑脸上两个小小酒窝的儿子瞿宗身上。他母亲开始寻亲。
对内坚持改革，对外坚持开放。四川省和全国各地一样，改革开放在继续深入。瞿宗母亲试着直接给省委书记写信，倾诉她对儿子的想念。一般而言，这样的群众来信，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省委书记都转给信访办处理。可省委书记看了她一封接一封的信……字里行间，完全可以谛听到一个远在异国他乡，已然年老的母亲的心声。省委书记很为感动，同时也是为了以此为突破口，将地处内陆的天府之国的门对外打开，对此作了批示，亲自过问。在这样的背景下，顺理成章，瞿宗带着一家人回到了成都。瞿宗的工作暂时安排在他父亲的校办工厂，饭碗暂时有了着落，但住房问题无法解决。一家人暂时住在校办工厂一间烂偏房里。正好这时父亲搬家，瞿宗这就来私下找到父亲，希望“三舅爷”将房子暂时借给他们一家过渡。
父亲想象不到的大方。他说，借什么借，这房子你拿去就是。他把房门钥匙，连同那张通灵宝玉似的盖有房管局大红公章的房产证一并送给了瞿宗。精明的瞿宗拿到这张房产证，因他有海外关系，属于照顾对象，东转西转，最终在水碾河那片新建起来的住宅区，换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
父亲振振有词，这房子是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七孃临去之时，再三再四嘱咐留给我的。现在，我们的房子虽说不好，总算有住的；你们兄弟也总算有安身之地，瞿宗一家人还在飘零、打游击，你们各方面的条件都比瞿宗好。我把宽巷子这间房交还给瞿宗，也就是等于还给了你七孃。做人要讲良心！不然，我会一辈子良心上过不去。
他说得也有道理。事到如此，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叹息一声。
新家还是在一个大杂院里，这个大杂院就像一个螺狮，我们住的小院，就像螺狮背上的壳。从左至右数过来，除我们家外，有一家男主人是炊事员，一家埋发的，一家卖肉的。四个家中众多的男女老少，不时挤在小院里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吃点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端来，我给你端去。有事喊一声，大家帮忙。原先搞阶级斗争时，人际关系紧张，你防我，我防你，就像好打架的一群公鸡，你跳起来想啄我的眼睛，我想戳你的鼻子……这些现象再也没有了。
由此不由得想到住过多年的宽巷子X号后面那个小院；不由得想到罗嬷嬷、雷嬷嬷……想到已然老矣，独自住在那里的大表哥。大表哥大表嫂夫妇平反不久，大表嫂去世，剩下大表哥一个老人孤苦伶仃地住在那里。他的情况如何？我很想去看看。
我和弟弟约了个时间专门去了。
一进入熟悉而又不熟悉的宽巷子X号，立刻感觉气氛大不一样了。人还是那些人，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以往一进大门，迎接你的目光就很尖锐，而且这种尖锐的目光一直紧紧追随着你。即使你已经进“马六甲海峡”，看不见你了，但仍然感觉得到，这些目光有如芒刺在背。这些目光中，有的是自我保卫，有的是叩问、警惕、疑惑，还有一些说不明道不清的紧张，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现在进去，虽然住在前院的大多人，我们大都不熟悉，但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不是警惕防备，而是温暖和煦关切。一路而去，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人们不是在家中看电视，就是围在一起打麻将、打牌、下棋……那种以邻为壑、相互防备、相互监视没有了。
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到十分熟悉的后院。小院很静。一阵熟悉的嗡嗡纺车声从雷嬷嬷家传出，只听雷爷爷边一边摇着纺车，一边哼着川戏《情探》：
更阑静，月色衰
月光如水照楼台
透出了凄风一派
梨花落，杏花开
梦绕长安十二街
夜间和露立窗台
到晓来辗转书斋外……
《情探》这出戏，是蜀中大文豪赵熙的代表作、名作。戏的内容，取自冯梦龙的《三言二拍》。说的是王魁考试落第，穷困潦倒，莱阳名妓焦桂英怜其才貌，领回妓院，赠予玉扇坠为定情信物，结为夫妻。桂英为不使王魁荒废学业，以私蓄供其继续攻读诗文。两年以后，桂英又资助王魁赴京赶考。桂英情深，临别嘱咐王魁珍藏玉扇坠。王魁也对天发誓永不变心。考试发榜，王魁金榜题名，中了状元。不料他贪图权势利禄，竟把玉扇坠作为聘礼，入赘韩丞相府，并遣老家人携银二百两和书信一封休了桂英。桂英怨恨难消，投海神庙向海神爷控诉王魁忘恩负义的罪状，然后自缢身亡。海神爷同情桂英遭遇，遣判官和小鬼引桂英与王魁对质。无奈王魁恩断情绝，拔剑欲杀桂英。桂英忍无可忍，与判官、小鬼合力活捉了王魁。
原作文词粗粝，人物形象狰狞，被清末蜀中大名人赵熙重新改过，改得文词清丽，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命运催人泪下。
记忆中，以往只要雷爷爷一哼川戏戏文，雷嬷嬷劈头就骂：死老头！我给你说过，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唱不得，你咋就记不得呢！两杯猫尿一灌，就不晓得东南西北了……骂得有盐有味。雷嬷嬷的骂声中，雷爷爷的哼唱戛然而止。而今天，雷爷爷大唱而特唱，唱得挑声夭夭，无忧无虑，相当惬意。
大表哥的两扇小门虚掩着。我们上去轻轻敲了敲门，问一声，大表哥在家吗？
哪个？屋里的大表哥显得惊讶。他显然在午睡。但这还不是午睡的时间呀，难道他病了吗？
门开了。
表哥见到我们兄弟又惊又喜，让我们进屋坐，不过我们就那样干坐，连水都没有一杯。处处显出一个孤身男人的落魄不羁。屋里的东西摆放得零乱，桌上有灰……大表哥人更瘦，还是穿的那件他喜欢的浅黄色风衣，头上戴鸭舌帽，嘴上叼着根粗大的哈瓦那雪茄。
十舅好吗，十舅母好吗？他礼数周到地问了我父母的好，叭嗒了两口雪茄烟，才想起忘了给我们倒水。弯腰拿起茶几下的一只温水瓶，摇了摇，水瓶是空的。
这时，地板轻轻地咚地响了一声，雷嬷嬷进来了，她给大表哥送来一瓶开水。她赶紧给我们倒水。一边给我们倒水一边说我们稀客，又问我父亲好吗，吃饭了吗？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雷嬷嬷判若两人。原先她的苦大仇深、誓不两立、斗争到底、凶神恶煞，一扫而去。雷嬷嬷变得热情了，和善了。
好，你们摆龙门阵！雷嬷嬷将大哥哥那个空水瓶提出去灌开水时，说，瞿老师，你有啥子事情喊一声。又对我们说，两个田弟娃如果不嫌弃，今天中午就在我们家随便吃顿便饭。
我们谢绝了。兄弟很冲地说，我是开车来的，接大表哥出去吃饭，都订好了，南海大酒楼。
雷嬷嬷去后，我问大表哥，雷嬷嬷原先与你们结了那么深的梁子（四川话，冤结），咋现在这么对了呢？大表哥说，人之初，性本善。当初，我们与她的紧张，完全是那种政治气候煽起来的。我们与她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又没有利害冲突，不可能有啥子深刻矛盾冲突。他说，你们兄弟一进来可能就发现了吧，现在的人际关系已经大变、大为改善。就说罗嬷嬷吧，原先她走路总是把腰弯起，一副低人一等样。一会她回来你们看，嗨！完全不一样了，腰挺直了，人都变年轻了。她南京老家的线也接上了。大表哥问我，有句文学语言叫枯木复活，伸枝展叶对吧？用这句话来形容罗嬷嬷，最恰当了。
细看大表哥这间屋子，不仅显得空旷，而且苍老、陈旧。那把京胡还是挂在老地方上，却已经蒙上了不少灰尘，地板也是七跷八拱的，走上去轰轰作响，如同打雷。过去看来，很华贵的那张黄铜**两面相映相照的意大利明镜，镜面已不像当初那样莹澈，从镜面中映出来的被盖，不再像以往那样折叠得有棱有形，而是就那样皱巴巴、软塌塌地铺在**，呈现出一副罗衾不耐五更寒的况味。
我很不解地问大表哥，现在几乎所有的单位都在给职工分房子。你是老教师，你们中学不会不给你分房子吧？
他说，分过，而且是第一批，楼层任他选，两居室，煤电气一应俱全，而且地段也好。不过他没有要。原因是他舍不得这个旧居。有句话叫故土难离，他是故屋难离。
弟弟问他怎么不同他的儿子瞿宗住到一起？他们的居住条件那么好，你住过去也有人照顾。
他苦苦一笑，他恨我！
我们一惊，怎么会呢？你们是亲父子，骨肉之情。不是说嘛，相逢一笑泯恩仇！连打了几十年仗，原先誓不两立，如今隔着台湾海峡的国共两党现在都在讲团结，何况父子！未必他还在记恨你在他落难时没有管他？
大表哥不想就这事谈下去，他苦笑着问我们，你们不恨大表哥吗？大表哥以往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的事。厨房不给你们用，连你们屋后的巷子都拿来养鸡……
我们说，我们不记这些。我们只记得你的好。今天我们专门来看你。来看你，也就是来看七孃。再说，当时条件就那样，好些事是大表嫂做的，你没有办法。
这样一说，大表哥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另外，我说，就在我在刚刚恢复副刊园地的省级党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华灯》时，你闻讯比哪个都高兴。当即什么都不顾了，骑上那辆敝帚自珍的老得不能再老的英国三枪牌自行车，去多远的报社买当天的报纸……当我们说到这些时，我发现大表哥轻轻地欣慰地吁了口气，那双隐在鸭舌帽下的眼睛有些湿，同时，有一束生命的火花跳跃。
他抽了两口雪茄烟，看了看戴在手腕上的那只一直舍不得换的英勒格旧表，说，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我请你们弟兄吃饭，去李庄。李庄的白片肉是出名的。
哪能要你请！弟弟笑笑，我请，我专门在南海大酒楼订了雅间。
我笑着指弟弟，他早下海了，有钱，今天正好宰他一刀。
大表哥不再推辞。
弟弟开着他那辆宝马轿车，沿两岸绿树婆娑，花香鸟语，街道宽阔如镜的锦江大道，朝南海大酒楼飞驰而去。他用一只手开车，一只手举着当时标志金钱地位，足有一匹古砖大的大哥大在打电话。
我指着开车的弟弟笑问大表哥，我们兄弟在宽巷子X号落难时，你觉出他有经商才能吗？
没有！大表哥断然这样说。
难得！这让我在对大表哥肃然起敬的同时，心中暗暗赞叹一声。人怕出名猪怕壮！弟弟成了成功的企业家后，无耻吹捧他的人很多，就连我出生时的“接生婆”我叫某孃孃的，也硬说弟弟是她给接的生。巴结他的人很多。人，就是这样势利实际。然而，与我父亲年龄相仿的大表哥，骨子里还是很有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
进了金碧辉煌、灯红酒绿的南海大酒楼，进了预订的雅间坐定。菜很快上来。名贵的鲍鱼、龙虾等等生猛海鲜摆满了一桌子，据说，都是一早从海边空运过来的，贵得惊人。大表哥却不领情。他说他吃不来这些山珍海味，他的胃很土，只能装些李庄白肉，还有地道的四川回锅肉类大众货。凡是上了一千元以上的宴席，他肯定是吃不饱的，回去得煮一碗小面吃。
我们笑着问，你想吃的小面哪个给你煮呢？
他说，多的是。这个你们不要为我担心。雷嬷嬷、罗嬷嬷……全院子的老邻居都对我很照顾。
我们将大表哥送了回去，就要离开时，一个美丽女人的倩影，从马六甲海峡中过来，径直进了罗嬷嬷家。这个身影好像有些熟悉，果然，笑逐颜开的罗嬷嬷过来，她对我们说，刚才过去的是小玲。小玲在国内一所财经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读了研，现在是纽约一个高级会计事务所的精算师……罗嬷嬷变了，变得神情气爽，腰直了，话也多了。以往，好久听到她高声大嗓地说过一句话啊！
罗嬷嬷说，小玲这次回国探亲，今天专门过来看她。听说我们在这里，想过来道个歉。当年她少小不懂事，在你们家门上贴打倒田老师的大字报……后来长大了，明白了那场运动是咋回事，田老师受了冤屈，田老师是个多好的人，心中一直过不去……
道歉就不必了吧！我笑笑，小玲既然来了，大家就见个面吧！
罗嬷嬷将小玲带来了。隔一点距离，小玲住脚、向我们行了一个很高雅的鞠躬礼。这种高雅，这种行礼的姿势，只有那种有相当中国文化修养，而且接收了西方文化的女士才有。她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口齿流利，辞汇丰富。就在她抬头极诚恳地向我们、并通过我们向我们的父亲田老师致以久远的歉意时，我注意打量了她一下，高高的个子，丰满合度，容长脸儿，漆眉亮目。是我记忆中那个从小就漂亮而性格尖利的小丫头的放大、复活和改变。看得出，随着她这几句看似普通平常的道歉话一说，她隐在心间的一个沉甸甸的歉疚的包袱放下了。
之后，她向我们告别，鞠躬如仪。我们弟兄也都礼貌地站起来，向她回礼。
之后，大表哥搬去和他的儿子瞿宗住在一起。好景不长，八个月后，瞿宗的母亲在美国因车祸去世。也许是一种心灵感应，三天后，大表哥在水碾河他儿子家无疾而亡、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