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命运有时候的安排是非常奇怪而出乎意料的。
我初中的好同学邓鹏，当年是班上的佼佼者。他的成绩是班上数第一的，我虽然有时也排第一，但多数时候是第二，所以，他是班上的“大哥大”。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居然因为父亲的所谓问题“名落孙山”，没能踏入高中大门，在十六岁的时候，即下到遥远的万源山区当了知青。但邓鹏以他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不畏一切千难万险的革命精神终于通过自学，在1978年以全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踏入大学。后又过关斩将，考上研究生、留美愽士生，毕业后进入美国的一所大学，当上教美国历史的终身教授。他的事迹，他出的有关老知青的书《无声的群落》媒体多有报道，在此不赘述。
自从我和邓鹏相别，许多年过去了。虽然我听说他的一些消息，但一直没有见面，甚至关于他的消息也很少。直到有人告诉我，邓鹏在沈阳办学，我才知道他从美国回来了。
这是一个比较稀奇的消息，因为我们都知道邓鹏在美国定居、教书，怎么会跑到北国的沈阳去办学了呢？我不知原因，直到有一天，他居然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谈了一些别来无恙之类，然后他告诉我他在沈阳华新公司旗下的华新国际学校任校长，他热情地邀请我到沈阳去玩。
我很吃惊。因为沈阳离重庆太远，而且来去的路费很贵，单面的机票都要一千多元。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去玩，但他坚持要我去，而且说一千多元对于他们的公司来说是很小的数。他又加上一句：“老同学诚恳邀请你来，你还不来呀！”
我动心了，马上就快到“五一”节，邓鹏老同学现在发财了，一千多的机票他说是小数，现在主动邀请我去沈阳玩，而且我从没去过沈阳。哎，这么好的机会，为何不去玩玩呢？
于是买了一千多元的一张机票，邓鹏说去后报销。那时，1995年，我在交院的工资才四百块左右，这一千多块对于我是什么概念可想而知！
我飞到了沈阳，邓鹏乘小车来机场接我。很奇怪，他用英语跟我交谈，我真是觉得怪怪的。两个重庆人，又是老同学，多年不见，一见不说重庆话，甚至也不说普通话而是说外国话，岂不怪哉？但俗话说“客随主便”，我也只能如此。
邓鹏邀我到沈阳，摄于华新国际学校
驱车到了邓鹏住处，我才知道老同学确实“发达”了。他住在一个很高档的小区，后来我才知叫“河畔花园”。这是当年新加坡维信集团与沈阳华新公司合作而修建的最高档的小区，许多有钱的富豪和外国人住在里面，其中就有发了横财的赵本山，我后来还在小区碰见过他。邓鹏开始用四川话跟我摆起龙门阵，我才知他受华新总裁卢铿（卢作孚先生孙子）之托，来沈阳开办华新国际学校并任该校校长快一年了。他告诉我，他听张诗亚（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说，我的教学经验丰富，当年在兼善中学搞得十分出色，后来又到加拿大进修。所以，既然到沈阳来了，就顺便给他学校的老师开个讲座。我当然一口答应，单面机票都是一千多请我来玩，难道开个讲座都不去？我问邓鹏讲什么，他说，“随便讲”。
第二天，我就去华新国际学校开了一个“随便讲”的讲座。我讲到我在兼善中学所作的教学改革，讲到我对教育的看法及我的教学方法，讲到如何激励学生，也讲到我在加拿大和美国访问许多中小学的所见所闻及体会，讲到中、美、加教育之间的比较等等。台下坐的全是年轻教师，我见他们听得聚精会神，笑容满面。讲座完毕，我的任务完成，我就期待邓鹏带我出去游玩了。
结果我才知道，老同学根本不是请我来玩。讲座之后的第二天，邓鹏对我说，新加坡方面和沈阳华新的负责人都在另一个隐蔽地方听了我的讲座，决定让我接任华新国际学校校长职务，因为邓鹏与他在美国任教的海波因特大学停薪留职的合同期只有一年，一年之后必须返回美国。在寻找新的校长的过程中，华新在《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打广告招聘，据说有不少教育博士及其他贤达前去应聘，因为这是一个高报酬的职务。但新加坡和中方均没找到合适的人选。这个职务需要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英语要好，因为要与许多外国家长和其他外方打交道。此时我才醒悟到邓鹏为何一见面就用英语和我交谈，原来他是在考我的口语水平啊！听完讲座后他们可能认为我符合他们的要求吧，于是迅速作出决定。卢总裁对邓校长说：“就是这个人！不用再找了！”
当邓鹏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之后，我真的完全懵了。我哪里想到会有这么一招！邓鹏根本不是叫我这老同学来聚会、玩玩，而是在引我这条鱼儿上钩。我一看就知道他忙得一塌糊涂，哪有时间陪我玩？他是在完成公司交给他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在寻找自己的替身。不过，他还是尽了地主之谊，带我去了几个地方玩，游览中的主要话题是劝我来接他的班。
我回到重庆。刚一回来，就接到华新国际学校主任文锋老师的电话。自此，他就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电话主题就是一个：你来吧！我们等着你！
我的心乱极了。我简直没有想到我这个老同学给我平静生活的湖水扔下这么一颗大石子。我在交院过得好好的，自己还办了一所“ABC儿童英语课余学校”，学校也搞得红红火火的，我怎么能离开呢？何况，交通学院怎么会放我去沈阳工作？于是，我一口拒绝。
不得不佩服文锋老师的本事！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厉害，不管什么事情，他想方设法都能办到，天上的麻雀他都哄得下来！我终于招架不住他那接二连三的电话攻势，开始有点动摇了。
我跟我的好友传瑞和她老公谈及此事，传瑞老公刘工程师对我说了一席话，这席话让我下了决心。
刘工说，不是许多人都可以得到这种在外企工作的机会。我去当校长就是当一个外资经理，是一份全新的体验和经历。我四十多岁，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年龄，为何不去尝试一下这种崭新的工作和生活呢！
于是，我下了去尝试这个全新工作和生活的决心，但是怎么让交院放我走呢？
我碰到平时交往不错的黄老师，黃老师是一个非常善良、正直、关心年轻教师的老教师，他的爱人陈老师也非常和善。黄老师告诉我，如果有一个合适的项目，学校可能会考虑让我去。
我想起交院有那么多的老师在外面从事土木工程项目，而且，拿到项目还是学校的光荣。既然土木工程能拿到项目，人文学科为什么不能呢？
1996年摄于校长办公室
我把此事告诉文老师，文老师说辽宁教育研究院还正想在华新国际学校搞教育实验呢！
他立马将此事告诉了辽宁教育研究院的齐院长，齐院长正想有个人来承接当时的“国家‘九五'教育科研项目”，于是就把我作为项目承接人，把这个项目当成辽宁教育研究院和重庆交通学院的共同科研项目。为此，我和交院签了三年的合同，一切按合同条款行事。辽宁教育研究院特聘我为研究员，同时，华新国际学校聘我为校长，并将学校作为教育科研项目的实验学校，一切顺理成章。
这就是理工科院校的开明之处，放在西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是我没到西师的福气！我真的非常感谢黄、陈老师，感谢我们外语教研室的周老师、张莉老师、感谢交院的同事和领导。
1995年夏，我在重庆安顿好一切，包括我的“ABC儿童英语学校”。我的两位好助理杨传瑞和孟老师，还有教学打主力的莉丽，她们尽全力顶起了这所学校，让孩子们继续拥有这个快乐的课堂。我的儿子已经在交院住读，我的母亲住进我的宿舍，家庭也安顿就绪。我了无牵挂地去到沈阳，去到那从前在我的心目中十分遥远、十分寒冷的关外。我心中不由得想起那著名的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告别了温暖的南国故乡，来到这个无亲无故的北方城市。
初来乍到，一切都要重新理顺。好在我的前任邓鹏博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已经为这所学校的教育定了性，那就是基本遵循北美的教育方式，这对吸收外国学生有利，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邓鹏的个人头衔也很有吸引力：博士、美国海波因特大学终身教授，这很符合一个国际学校校长的要求。现在，这个大人物走了，换成了我，在头衔上肯定差他一截。好在我有一个加拿大留学背景及有一个教授头衔。其实，当时我在交院还只是副教授，辽宁教育研究院聘我为研究员可“狐假虎威”地称之为教授。不管怎样，学校需要头衔，于是我只能戴起。
华新国际学校是新加坡维信集团在华投资的沈阳华新公司所创办的国际学校，同时也是沈阳市教委的直属学校。该校旨在解决外国人在东北投资的企业和其他驻沈机构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学校设有幼儿园和小学一至六年级，我接任时，已经有一百多位学生。除中国学生外，其他学生分别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其中，因韩国在东北的投资最多，所以韩国学生也是最多的。这是一所在资本运作上纯私立，但在教育性质上又是公立的学校。这二者的结合也算是改革开放的完美体现吧！
由于经济上纯私立，所以办学经费的来源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国家不拨钱，学校自己筹不到足够的钱就无路可走。2020年，我曾经工作过十年的兼善中学九十周年校庆，我才知兼善从前也是私立学校。卢作孚先生为筹划开办经费用尽心机，张博和校长为筹划运作经费想尽一切办法，甚至办了一个农场种西瓜！华新国际学校是没有地方种西瓜的，经费全靠学生的学费提供。该校是一个当年学费收得比较昂贵的学校，不然、比一般学校厐大得多的开支怎么运转？
这个学校是全封闭的住读学校，设施高档，生活也高档，仅餐食都有中餐、西餐、韩餐三种。我一去就知道，学生生源不足，急需增加生源，使学校不至于亏本运行。我这个校长必须找钱，有钱才有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华新学校除外国学生外，还有大量的中国学生。他们的家长都是在改革开放中首批发了财的老板和各行各业人士，许多都住在“河畔花园”及其他高档小区的别墅里。这些学生“高贵”的母亲们不一定欣赏纯美式教育那一套，她们脑子里仍然装着死记硬背和升学考试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这也难怪她们。美式教育、在国际学校读完六年又怎么办？难道身在中国就可能与公立教育完全脱钩？
我决定在邓鹏的教育理念中加入中国普通公立学校的元素，来一个中西合璧，烹一桌既有牛排、比萨，又有稀饭、凉面的混合宴。
来到华新，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家长会，接待家长，听取家长们的意见。
我本来就有在ABC儿童课余学校的招生经验，知道如何吸引学生，也知道如何吸引学生们的家长。现在，我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让这些中国的、外国的“高档家长”们为她们的孩子掏钱。虽然是让她们掏大钱，但要让她们感到这钱掏得值。
我演出的第一出戏是“吸引生源”。通过我一次又一次的开会、讲解、展示美好前景、承诺教学质量等等，我扩大了生源，新招到许多学生。第二出戏接着上演，那就是“稳定生源，并吸引更多的生源”。这出戏就很复杂，不是那么容易演了。
我清楚地认识到，要把一个学校搞好，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支良好的师资队伍。教师是办好一个学校的关键，因此、我必须把教师团结起来，和我一起努力奋进，切实抓好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学得兴趣盎然，让家长们放心。
邓鹏校长在他的前一任做了很好的开创性工作，他招了不少优秀的教师。这些教师都是公立学校的佼佼者或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比如语文教师潘隽、汤晶、张姸、邢丹阳、徐静坤、杨姸等（后来张建群、李雪梅、朱琳等老师又加入华新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的队伍）；生物教师李丹梅、计算机教师房文、音乐教师金成伏、艺术体操教师马淑君、美术教师高洪红，生活教师贾丽漫等等。另外，学校还招聘了很不错的外教来教英语。这些教师满腔热情地来到这个与一般公立学校很不相同的国际学校，他们在这里尝试到全新的教育理念、开放活泼的学术风气、平等的上下级关系，当然，还有比一般公立学校高的报酬。
说到报酬，这的确是对教师最大的激励机制。不然，这些教师怎么会放弃公立学校的稳定职务来到这个“不保险”的私立学校。我上任时，不少教师在抱怨报酬偏低，与他们所冒的风险不成正比，我认为的确如此。因此，上任不久我就向公司提出提高教师待遇的问题。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悖论，因为学校在亏本运转，何来钱提高待遇？但是不提高待遇又如何让教师们安心任教，奋力拼搏，增加公司收入？我向公司阐明了这个问题，并提出将我的报酬先减三分之一，将教师的报酬提高。等生源增加，公司赢利之后，再将我的收入恢复。这相当于我自己让公司给我下了军令状，不把学校的收入搞上去，我自己在经济上也损失巨大。公司领导看到我的决心之后，给教师提高了报酬，这是我到华新学校后做的第二件大事。
我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鼓励让教师们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加之后勤队伍的切实保障，干部队伍的精诚团结，华新学校真的是扬开风帆，又一次起航。
我狠抓教学质量，大部分时间都在课堂上听课，与老师们一起交流如何把课上得更好。有时，我还参与老师们的备课。在我比较内行的英语、音乐和美术等课程方面，我提出我的课程构思。比如，我与美术老师高洪红一起探讨美术教育应以提高学生对于美的感受，陶冶性情，开阔思路，激发创造精神为主。美术技巧技法重要，但培养审美能力、构建美感心理、了解美术作品、懂得欣赏并吸收一切美的事物更加重要。高洪红老师在他《小学低年级美术教育之我见》一文中，把他在华新进行的美术教育改革作了很好的介绍。
在音乐教育方面，我与金成伏老师商讨加大音乐欣赏的比重。学生们不只是学会一些歌曲，更重要的是理解歌曲的情感，培养他们对音乐更深刻的感受，让他们真正喜欢音乐，自觉地将音乐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良好伴侣。
受金老师的朋友孙冬梅老师的启发，我还在小学一年级实验教最简单的曲式，即音乐的“一段体ABA”。我把这种最简单的曲式比作一小段文章，但它表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意思。我用散文的笔法，构建了一个小小的故事：牵着小狗、头部高昂、高跟鞋“磕磕”发响的贵妇代表高音部；嬉笑玩耍的小男孩代表中音部；而慢慢行走、时时咳嗽的老爷爷代表低音部。这样，A部分的三个音部得以呈现。然后，我用另一段文字的描述将曲子的B部引出。这一段表达了情绪的转换，曲式转为B。而又一小段文字描述使音乐恢复A部情绪但却稍加变化，重新进入曲式A。我用这种小小的尝试，让孩子们觉得音乐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作曲也不是那么神秘莫测。我告诉孩子们，用音乐这种特殊的语言可以表现许多场景。比如维瓦尔弟的《四季》就是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春、夏、秋、冬的景象。又如德沃夏克的《大峡谷》也是用音乐的语言描绘了美国科罗拉多山脉大峡谷的壮丽景色。音乐更能表现一个人的情感，比如著名的乐圣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欢乐颂》，著名的波兰钢琴诗人肖邦的《C小调钢琴练习曲》《G小调第一叙事曲》等等。我校的音乐教育是别具一格的，许多孩子还选修了晚上的钢琴课，我写了一篇教学散文《让我们学作曲》来引导孩子们学作最简单的“一段体”。（见《让我们学作曲》一文）
回想那时的教学，真的是有声有色。每一位老师都发挥出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师生互动良好，教学秩序井然。我每天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在各个年级和班级中游走，视察各班教学情况。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们，她（他）们尽心尽力，完全不需要我这个领导操心。生活教师和后勤工作人员也是勤奋努力，我在学校任期三年间，没有出过一个生活上的问题。后来的学生，加上幼儿园、已经扩展到三百多人。人数众多，而且小学生全部住读，晚上的管理任务十分繁重。但是三年间，我下班回住所后从没接到过学生出问题的电话。学校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教职员工十分团结。当然，有时也会有点小小的分歧，但这十分正常。能做到这种程度，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华新国际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在顶起这个学校向前走，我这个校长全靠他们的鼎力相助和支持。
领导们听课
我上课
学校的副校长宋天成先生儒雅有风度，知识面广，态度和蔼，很受师生欢迎。管对外宣传的文锋主任做事风风火火，热情万丈，脑子灵活，主意众多，他完全把学校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在做。他出谋划策，八方攻关，把对外宣传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主管学生生活的时秀莲主任，温文尔雅，谦和细致。她把学生生活这块管得滴水不漏，与家长打交道也是既柔和又精明。外事主任李建军本来就是一个画家，他的国画在辽宁省很有名气。他既教美术，又搞外事。他的交际广泛，头脑十分灵活有创见，许多难事他迎刃而解。管理后勤的主任是年轻人郭敬琦，他是华新国际公司的忠实员工。做事踏实肯干，对人十分诚恳，讲友情、重义气。管伙食的老董师傅和司机汪师傅还有负责水电的小古，还有踏实肯干的崔老师、图书馆的丽萍老师也是他的部下。几人精诚团结，把学校的后勤这块搞得巴巴实实。学校的伙食太好了，营养丰富、花色品种繁多、味道鲜美、学生老师都喜欢吃。我在学校都吃得美滋滋的，学生们更是长得胖嘟嘟的了哟！
后来，学校又来了两个校长助理：王书玉和蔡锋，两个人都十分能干尽职。王书玉是一个理工大学毕业的优秀生、她当我的助理，我俩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蔡锋风度翩翩，很有学识，沉稳睿智，有领导风度。前不久他居然在我发文的“简书”上向我打招呼。我对这一“不期而遇”真是高兴极了！他后来真的成了一个学校的领导。我有以上这些人当我的得力干将，有他们的尽心尽力，哪愁学校搞不好！由于大家的精诚团结，我来校的第一年，华新国际学校就向公司提交了上百万元的赢利。
在教学秩序井然的前提下，我和老师们组织学生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我在北美和韩国、新加坡等地的教育访问和考察，为我在学校组织课外活动方面提供了广阔的思路。而且我校的时主任、文主任都曾经是沈阳市少年宫的能人，尤其是时主任，搞文艺节目和举办表演本就是老手。在邓校长在位时，学校就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校园文化节。我上任后学校举办了第二届校园文化节。校园文化节在每年的五月份举办一次，第二届校园文化节举办了一周。在这短短的一周内共举行了故事、英文、钢琴、书画、歌咏等五场比赛及两场综合演出。就像在校报里所描述的那样：“异彩纷呈的赛场，百花争艳的盛会，显示了国际学校孩子们的文化特色与实力。”为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前校长邓鹏博士专程从美国赶回，我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致辞。
当年的暑假，我组织学生参加了由宋庆龄基金会发起的赴美国际夏令营活动。该活动每年一次，1996年那次是去参加美国加州斯科来湖地区为期三周的“YMCA夏令营”活动。这种国际性的活动，当年恐怕只有华新国际学校才有。孩子们简直是欢喜雀跃，连家长们都羡慕不已。那时能够到美国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在任的三年，每年暑假我们都成功地举办了赴美的夏令营活动。1996年那届是由我带队，师生共有41人。学生达到一定人数教师就可免机票，那次就免了几位教师的机票。当然，这个活动必须要有教师照顾学生安全，但教师们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到美国也是巴心不得哟！每次赴美，签证都是一个令人悬心的事情，尤其是后来我们又让一些家长参与。但沈阳美国领事馆总领事曾来校参观过，学校热情接待了他，是否这个原因在起作用，我不得而知，但前两届我去为几十个人签证都顺利通过。只有最后的那一次宋校长去签证却不知为何被拒了，当时全校老师和赴美学生都急得要冒烟了。宋校长赶快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不知怎么回事，我又“起死回生”。大家的高兴劲就不用提了！
我们不但组织赴美夏令营，还参加宋庆龄基金会组织的暑期赴华东、甚至赴欧洲的活动。学生在外面大开眼界，老师们都轮番免费出了国。我上任时曾给公司提出学校假期创收的钱纳入校长基金，由我安排，使用不通过公司的批准。这些出游也给校长基金挣了钱，虽然还是要通过公司的财会，但是钱的用途由我说了算。所以，我就用这个钱来外聘教师，让他们给我校教师开讲座。比如陈洛加教授曾来校讲美术欣赏和美术简史，沈阳师大的王一兵副教授长期来为我校教师辅导英语，还曾请来沈探访我的妹妹刘明鉴副教授讲计算机，后来又有中国台湾的音乐教育专家陈功雄博士来校访问讲学等等。
凡是这些要花钱的地方，我一律用校长基金支付。记得我们学校的春游和秋游，我让后勤小郭和老董用校长基金买了许多游玩时吃的零食，司机汪师傅装了满满一小客车。
外宾也吃学校！伙食住宿不错哟！
如果校长包包里没得钱，什么都要向公司开口要，公司还不一定能批，那才是眼巴巴地“望洋兴叹”！当年，也有人疑惑我是否挣了“私房钱”。在此，我坦诚地说，其他的出游所赚全部花在随行的老师们身上和进入了“校长基金”。但赴美夏令营主办方是给了我个人“答谢费”的。因为赴美的签证不容易办，办一个人的签证还经常“打水飘”，就不要说去为几十个人办签证了。办此事需要办事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与随机应变能力，许多细节是需要讲究的。我办到签证是我的能力所在，理应得到一定的回报。我这人做事从来讲“明正言顺”这几个字，该我赚的钱我赚，不该我赚的钱我分文不要。
我认为自己真的对得起华新国际学校，因为来到华新不久后，大连枫叶学校的董事长、加籍华人任书良先生就看上了我，加拿大教育专家丹尼斯先生也大力赞赏我。任先生热望着我出任大连枫叶学校校长，这是一所从小学到大专的学校，任先生给出比华新多好几倍的优厚待遇。但我顾念华新那些年轻教师，也不愿让华新的总裁卢铿先生及我的老同学邓鹏失望，于是，我拒绝了这个挣大钱、做大事的机会。我做事讲良心，至今仍然如此。
1995年12月，我赴韩国访问。在姊妹学校水原市小花初等学校受到师生热烈的欢迎和盛情接待。我参观和考察了韩国的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和水原大学，学到不少东西，借鉴到不少有用的经验。尤其是在山南初级中学，这个韩国教育部所列为的“示范学校”，看到东西方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我在韩国也会见了京畿道（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省）的教育厅长和其他一些官员，亲眼目睹了韩国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师的高度尊重，同时也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民风民俗有了初步的了解。（见《赴韩教育考察日记》一文）更重要的是，我的这次访问打开了我校与韩国小花学校互派学生访问和韩国小学生来华新国际学校学习的留学渠道，华新国际学校以她良好的英语教学和突出的办学特色吸引了不少韩国学生。这样，我们的招生途径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提高教师的素质，提高他们各个方面的修养是提高整个教学质量的关键。因此，我不断地鼓励教师学习教育理论，鼓励他们写文章。我自己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阐述我的教育观点。比如有：《如何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课外活动的重要性》《理解孩子》《热爱书籍》、音乐的魅力》等等。
在我的鼓励和倡导下，华新国际学校的老师们积极展开教研活动，设立科研课题，写论文并努力发表论文。1997年3月，学校一批青年教师在市内的论文比赛中获奖。潘隽老师的《科学地探究个性教育艺术》一文获一等奖，张妍老师的《为童年镀上五彩光环》一文获二等奖，李丹梅等五名教师获三等奖。
1997年8月15至18日，我作为中国教育学者出席了经国家教委批准的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的“面向21世纪全球教育合作”国际会议。大会中心发言共有12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的发言在中、美、日、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受到极大好评。这篇文章的中文和英文发表后也引起华新国际公司总裁卢铿先生的高度赞赏和重视。
与美国朱丽娅音乐学院教授在一起
和部分与会代表在一起
卢铿先生像他的祖父卢作孚先生一样，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爱国情怀的人。他对教育高度重视，因此才在华新国际公司开办不久就兴办了一所学校。他对教育的看法与我的教育理念高度一致，因此、他要求全公司认真学习我的这篇文章。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七项建议，比如：让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釆访我、约请著名纪实文学家陈祖芬女士采访报道我、到北京大学开一次讲座等等。卢先生还提出让我出一本有关教育的书，经费由公司承担一部分。他号召全公司一齐努力向全社会推广我的教育理念。华新国际公司如此重视教育，这在所有中国的企业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在这种强有力的激励下，我校怎能不搞得一片红火！
在此，让我把当时学校取得的一些成绩展示如下：
1、1995年12月，校刊《新绿》创刊。刊名取自我的一首小诗“我愿这片新绿，永远充满生机，无论是经过岁月的风尘，还是经过暴风雨的洗礼”。《新绿》由外聘语文教师刘淑香主持。从此，华新国际学校的师生们有了一块互相交流的美好园地。这份小小报刊的内容丰富，可读性很强，师生们都十分喜爱，踊跃投稿。直到今天，当我来重读这份二十五年前的小报，我仍能嗅到它发出的那股清新，和感受到它的可爱与温暖。另一大事是我赴韩访问，打开校门。同时，我的赴韩教育考察日记》在辽宁日报朝鲜文版发表。
2、1996年1月，学校获辽宁省幼儿基本体操表演赛二等奖。
3、1996年4月，在沈阳市“博威杯”少儿英语口语暨表演大赛中，学校获团体优秀奖，五名学生获优秀奖，辅导老师获“伯乐奖”。
4、1996年5月，学校体操代表队参加“96辽宁省少儿基本体操表演赛”获一等奖。
5、1996年6月，学校获“希望工程”爱心奖。同月，学校参加“慧光杯”全国少年儿童美术书法大赛，获银奖五名，铜奖十一名，优秀奖三十四名。同月，在“双龙杯”少儿书画大赛中，学校获“优秀集体”奖，高洪红老师获“优秀园丁”奖；学生获银奖一名，铜奖三名，优秀奖五名，“佳作奖”两名。同月，我应新加坡维信集团唐主席的邀请，到新加坡会见了唐主席及李英俊先生。唐主席对学校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让我总结经验。维信集团欲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开办同样的国际学校，将我在沈阳的经验进一步拓展运用。
同月，辽宁省重点教育科研课题“新世纪青少年个性化教育模式探讨”正式立项运作。
同月我成功地邀请到陈香梅女士来华新国际学校访问，学生们让陈奶奶作为学校的名誉校长的请求得到香梅女士的欣然应允，并题词祝福华新国际学校。她的来访大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档次和知名度（见《欢迎陈香梅奶奶》一文）。
1997年3月华新国际学校学生会成立。
同月随着科研课题的展开，一批青年教师的论文获奖。（获奖者如前段所示）1997年4月我的《如何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一文发表并受到好评。
1997年5月学校举行第三届校园文化节。这一届的校园文化节特别精彩，文化节的活动（暨比赛）包括：声乐、钢琴、舞蹈、小品、故事、书法、绘画、T恤衫设计、“欢迎香港回归征文”、中外儿童英、汉语比赛、乒乓球比赛等共计12项，内容覆盖面之广为历届文化节的差不多一倍。全校近三百名中外学生（幼儿园除外）全部参加了文化节活动，12项活动的参与者达八百多人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学校的全部领导和85%的教职员工也在会演中登场献艺，整个文化节节目纷呈、丰富多彩、精彩万分、掌声不断……就像校报所报道的，师生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孩子们把手都拍红了！
我上台唱了一首英文歌曲《What will I Be》，又与宋校长、文主任同演京剧《沙家浜》，全场掌声雷动。临下场，文先生还幽默地从肚子里扯出一个大枕头，更是让观众们笑得不可开交！这些都在校报《新绿》的报道中做了详细的描述。
怎么说好呢？
小小“杂技演员”
我也献上一曲《北风吹》
春游多高兴！
就在这一个月，华新国际学校获得一个大奖：获沈阳市先进学校称号并排名榜首！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太令人振奋了！这是我校全体师生努力的结果。为此，我得到一台电脑作为物质上的奖励。当时的一台电脑是十分珍贵的，这也是沈阳市教委的一个大奖励哟！
1997年7月我赴南京参加“21世纪全球教育合作”国际研讨会，我的论文及发言获大会热烈欢迎及一致好评，先后在三家刊物上发表。
1997年12月我接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师生。
在华新国际学校的三年里，我的外事活动频繁，除出访外，更多的是接待各方来宾。比如上面所谈的众多的接待以及接待“第四届全球妇女代表大会”赴沈阳参观团、韩国师生访问团、美国教育考察团、陈香梅女士一行、辽宁省教育厅领导、加拿大教育专家及大连枫叶学校董事长任书良先生等，另外还接待了数不清的英、法、德、俄、美、加、日、韩、新加坡等各国人士及学生家长。我曾在信中告诉我的朋友：“我就像穿着一双高跟鞋在不停地跳舞”，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应付过来的。哎，想来那时还是年轻，如果放到现在，我一场也接待不下来！
就在1997年快结束之际，我校学生在中国香港举办的国际儿童摄影大赛中取得十分优秀的成绩，一人获得金奖，二人获银奖，五人获铜奖，三十五人获优秀奖。这要感谢我们的外聘摄影教师张利德和美术教师高洪红，还有全体老师和学生们的努力啊！以下选了几张参加学校第一届摄影班的同学们的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学生们初学的摄影技巧和校园生活。
部分媒体报道
时光在繁忙中匆匆流逝，转眼间迎来了1998年。这一年，邓校长与美国学者回国进行“儿童哲学”实验项目，我去昆明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研讨会，并将这一项目引进学校进行实验。但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即一直分管学校的肇广才总经理不再管学校，而是换了一个姓陈的经理来管学校。我认为，这是华新国际学校的一个转折点。
肇广才总经理是一个十分大气、很有企业家的雄才大略、也很善良的一个人。他对我说：“刘校长，我对学校的‘管’就是‘不管’。你是内行，一切由你来管。”多么睿智的管理策略！我要提高教师工资、要组织学生暑期出游、赚的钱纳入“校长基金”并由我支配等一系列要求都是肇总同意并支持的。而且，他真的是说到做到，对学校就是“不管”，而是让我来管。所以，我完全可以自由地发挥我的想象和我的能力，搞我认为正确的那一套。当然，我的这一套是既为公司盈利又使学校争光的。所以，当时沈阳华新高层的三个总经理对我的工作都十分满意，而且、他们的小孩当时都在学校就读，从孩子那里也可随时得到反馈。
有一个好的领导太重要了！我现在思考，重庆兼善中学为什么能办得这样好？全靠卢作孚这位英明的企业家。卢作孚先生如果去对张博和校长指手画脚，给他画条条框框哪样可做，哪样不可做，张校长还愿意当那个校长吗？还能做到“舍得干，办兼善”吗？兼善肯定早就垮了！
陈经理一看就是一个“细心人”，完全没有肇广才先生的气度。他诚实忠心，但既不大气又不灵活。他一上任就与公立学校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很合拍，而且他也“节俭”，主张“勤俭持家”。他首先就认为我“大手大脚”，虽然这是在花我“校长基金”的钱，他也认为不妥。我想，他巴不得把“我的”那点钱也由他来管。
有了这么一个管这管那的细心经理，我再也没有过去的洒脱和自在，更不用说“奔放”了！
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艺术人才”而不是一个“管理人才”。我可以去管一个“东西”，但前提是要在这个“东西”有我进行创造和发挥的空间这一前提之下。陈经理没来之前的华新学校就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而我的那些同僚们又认同我的“龙飞凤舞”，并在下面为我“夯实地基”，所以才有一朵奇葩开放。陈经理来了，他“老人家”虽然嘴上说尊重刘校长的意见，但实际上却处处让我“收风”，我当时任期即满，因此我也就按部就班地走到了我任期的结束。
在这里，让我把我在“华新企业精英会”上的即兴发言作为对华新国际学校这段难忘经历回忆的结束语。
接过这只蜡烛，我有许多话要说。这只蜡烛已经燃烧了一半，它就像我。人们说教师是蜡烛，那么，我有一半的生命在教师的生涯中燃烧了。它同时也让我想到自己的人生，我有许多的欢乐在这跳跃的烛光中升腾上去，也有许多的痛苦在这溶化的烛油中沉淀下来。我们曾经有过许多的追求，在进行这些追求的同时，我们也给自己设下了心的牢狱。我有许多的精力就在这些追求之中像蜡烛一般燃烧掉了。现在，这支蜡烛只剩下了一半。那么，在我后一半的人生旅途中我追求什么呢？通过认真的思考，我认为我应该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我需要金钱，但我决不追逐金钱。我喜欢名誉，但我决不追求名誉。我渴望爱情，但我不再为它所累。我将保持一种心态的平衡与心境的平静，把燃烧了一半但仍炽烈地燃烧着的光与热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那就是一位名人曾经称之为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育，奉献给许许多多曾给予了我无穷的爱与力量的学生们！
直到今天，我还在燃烧，为了我们的后一代。
接待外宾1
接待外宾2
加拿大教育专家来考察
学生摄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