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我给一个男人写了三封信,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无论怎么考虑,我都觉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生路,所以才在那三封信中倾吐了自己的心曲,以从海峡之角向怒涛纵身跃下的勇气寄了出去。奈何我等了许久,依旧杳无回音。我假装漫不经心地向弟弟打听那个人的消息,听到的回答却是他没有任何变化,每天还是四处喝酒,写的作品也越发有违道德规范而为世人所讨厌憎恶。他还建议直治进军出版业。听到这建议后,直治兴致勃勃,除了那个人,又请了两三个小说家作为顾问,还说什么甚至有人愿意为他出资。从直治的话中,我感到我所爱慕之人的周身没有沾染一点我的气息。与其说是感到羞耻,毋宁说,我觉得这个世间与自己所以为的世间简直完全不一样,像是另一种奇妙的生物圈。一种从未有过的凄怆之感涌上心头,我感到我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了秋日的旷野之中,无论如何呐喊吼叫都没有任何回音。这就是所谓的“失恋”吗?我只能一个人站在旷野中,等到日暮天黑,在寒冷的夜露中死去吗?一想到此处,我就恸哭不止,可惜没有泪水,只有肩膀与胸口猛烈地起伏着,几乎透不过气来。

事到如今,我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去东京面见上原先生了。既已扬帆起航,就不能再止步不前,唯有向着目的地进发。可就在我悄悄开始为去东京做准备时,母亲的身体出现了异常。

她剧烈地咳嗽了一个晚上。我拿温度计一测,居然高烧到三十九度。

“大概是今天受了点凉,明天就会好的。”母亲不住地咳嗽着小声说道。但我却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咳嗽,我想,无论如何明天都要请坡下村庄的医生过来一趟。

第二天早上,母亲的体温降到了三十七度,也不怎么咳嗽了,可我还是去了医生那里,告诉他母亲近来身子骨突然不行了,从昨晚开始就发烧,咳嗽似乎也与一般的感冒咳嗽有所不同,希望他来帮母亲诊断一下。

医生听了,说:“那我过会儿就登门拜访,这是别人送的。”说着,从客厅一角的橱柜里拿出三个梨给我。正午刚过,他就身着白底碎纹布衫,外罩一件夏日外褂过来了。他一如往常,进行了长时间的听诊与叩诊,之后转过身正对着我说:“请您不要担心。吃了药就会好的。”

我觉得他异常滑稽,好不容易忍住笑问道:“需要打针吗?”

“无须打针,因为这只是一般的感冒,只要静养一段时间,自然就会痊愈的。”他一本正经地回答。

然而一周过去了,母亲的烧依然没有退下去,虽说已不咳嗽了,可体温却是早上三十七点七度,一到傍晚就升高到三十九度。第二天,那个医生因为拉肚子就休息了,我去拿药时把母亲不容乐观的身体状况告诉了护士,请她转达给医生,可医生仍旧说那只是一般的感冒,无须担心。结果只给了我一些药水和冲剂。

直治照旧去了东京,十余天过去仍不见回来。我一人孤立无援,将母亲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和田舅舅。

母亲高烧不退的第十天,村里的医生终于身体康复了,便又过来诊疗。

医生十分专注地在母亲的胸口处进行了叩诊,骤然惊呼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随即一脸严肃地转向我说,“我找到发烧的原因了,是左肺浸润引起的。但是您无须担心,虽然高烧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只要静养一阵就不会有什么事的。”

真是这样吗?我虽然深感怀疑,但他的诊断却依旧如救命稻草一般令我松了一口气。

医生走了之后,我对母亲说:“妈妈,可以放心了呢。只是一点点肺浸润而已,大部分人都会有的。只要您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很快就会痊愈的。都怪这个夏天的天气不好。我不喜欢夏天,也不喜欢夏天的花。”

母亲闭着眼笑了:“人们说谁喜欢夏天的花就会在夏天死去,我还以为自己熬不过这个夏天了。不过直治回来了,所以我应该能撑到秋天吧。”

即使是那样的直治,居然也成了母亲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这样一想,我觉得难过极了。

“如此说来,既然夏天已经过去,妈妈也该脱离危险期了。妈妈,院子里的胡枝子花已经开了呢,还有黄花龙芽、地榆、桔梗、黄背草、芒草,院子里全然是一片秋天的景象了呢。到了十月,高烧也一定会退的。”

我祈祷着。希望这个闷热的九月残暑能快快过去。等到**盛开、秋高气爽之时,母亲的高烧一定会退,她一定会恢复健康的。而我便能与那个人相见,我的计划兴许也会如大朵**那样绽放得绚烂多姿。啊,我多希望十月能快点到,母亲的热度能够退下去。

我给和田舅舅写信后大约一周,在和田舅舅的安排下,以前曾是御医的三宅老医生带着他的护士从东京过来为母亲诊治了。

这个老医生是父亲的故交,因而母亲看到他便一脸喜悦。这位老医生从前就不拘礼节,说话也很随意,这恰恰很合母亲的心意。那天,两个人就把诊断什么的搁置一边,推心置腹地聊得热火朝天。我在厨房做好布丁拿到房间时,发现似乎已经诊断完毕,老医生将听诊器犹如挂坠般邋遢地搭在肩上,在走廊的藤椅上坐下,优哉游哉地说着闲话:“我也是啊,到路边小摊上站着就吃一碗乌冬面,哪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

母亲则是一脸恬静地看着天花板,听他讲话。我松了一口气:看来没什么大毛病。

“怎么样?这个村里的医生说是左肺有些浸润……”我一下子打起了精神,向三宅先生问道。老医生听了不动声色地说道:“没什么大碍。”

“太好了,母亲!”我由衷地微笑着,向母亲说道,“说是没什么事。”

正在这时,三宅先生突然从藤椅上站起来,往中式客厅走去,像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因而我也就悄然跟了过去。

老医生走到壁挂的装饰物旁停住了脚步,说道:“听起来有‘呼噜呼噜’的声音。”

“不是肺浸润吗?”

“不是。”

“那是支气管炎?”我含泪欲哭地问道。

“不是。”

结核!这是我最不敢想的。要是肺炎或是肺浸润或是支气管炎,我一定能够凭借我的力量让母亲痊愈。可要是结核的话,或许,就没有希望了。我感到脚下的地面像在崩塌一般,摇摇欲坠。

“声音特别不好吗?听起来‘呼噜呼噜’的?”我软弱地啜泣了起来。

“左右肺都很不好。”

“但是,妈妈还很健康啊,吃饭时也一直说好吃……”

“没办法啊。”

“一定是在骗人,一定不是这样的,是吧?是不是多吃些黄油、鸡蛋和牛奶就会痊愈?只要抵抗力足够强,高烧也会退吧?”

“嗯,多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对身体总是有好处的。”

“是吧,是这样吧?妈妈每天都吃五个番茄呢。”

“嗯,番茄对身体有益。”

“那,一定会没事的吧?一定会痊愈的吧?”

“但是,这次的病很凶险。你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这个世上存在着很多人力无法冲破的绝望之墙。

“还能再活两年?三年?”我颤抖着小声问道。

“不知道。总之,已经无计可施了。”

后来,三宅先生告辞道:“我预约了伊豆长冈温泉的旅馆,今天就得赶回去。”我目送他走到门外,又失魂落魄地回到客厅坐在母亲枕边,若无其事地向她一笑。母亲问:“医生刚才怎么说?”

“说是只要退了烧就好。”

“肺呢?”

“好像没什么大事。哎呀,一定跟以前生病差不多啦。等天气凉快下来,就会慢慢恢复健康的。”

我竭力想相信自己的谎言,忘却“凶险”“致命”之类可怕的话语。对我而言,母亲的去世,意味着我肉体的消亡,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相信那是真的。从今以后,我要不顾一切地为母亲奉上很多很多的美味佳肴,鱼、浓汤、罐头、肝、肉汁、番茄、鸡蛋、牛奶、清汤,要是再有点豆腐就好了,豆腐味噌汤、白花花的米饭、年糕……我要把我的一切都卖掉,将所有的美味都献给母亲。

我起身去了中式客厅,把那里的躺椅移到房间外廊附近,坐下来望着母亲。躺下休息的母亲毫无病容,眼睛既澄澈又美丽,脸上容光焕发。每天,母亲都按时起床,去洗漱台,然后在浴室三席大的小间梳理自己的长发,收拾整齐后就又回到房间,坐在榻榻米上吃早饭。吃完后便时而躺下时而起来,整个上午不是在读新闻就是在看书。她只有下午才会发烧。

“啊,妈妈这么健康,一定会没事的。”我在心中强烈地否定着三宅先生的诊断结果。

等到十月,**盛开之际就好了……想着想着,我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盹儿。梦中我又置身于那个熟悉的地方—森林湖畔。我不禁感叹,啊,又来到这里了。我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样的风景,可它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同一位身着和服的青年悄无足音地一起漫步。周遭的一切似乎都笼罩着一层绿色的雾气,一架精致的白桥沉在湖底。

“啊,桥沉了。今天哪儿也不能去了,我们就在这里的宾馆住下吧,应该还有空房间。”

湖畔有一座石头建造的宾馆,那座宾馆的石头被绿色的雾气浸润濡湿。石头门上雕刻着金色的细字:HOTEL SWITZERLAND[ HOTEL SWITZERLAND:译为“瑞士宾馆”。]。当我正念着SWI时,忽然想起了母亲。母亲怎么样了?母亲也在这个宾馆吗?我开始疑惑起来。然后,跟那位青年一起穿过大门来到了前庭。在弥漫着雾气的庭院里,一种像是紫阳花的红色大花如火如荼地怒放着。我小时候曾在被面上看到过鲜红的紫阳花花纹,当时莫名地心生悲戚。现在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鲜红色的紫阳花。

“冷吗?”

“嗯,有一点。雾气把耳朵都打湿了,耳朵后面好冷。”我说完又笑着问道,“妈妈不知怎么样了。”

那位青年听了之后,露出极度悲伤又慈爱深沉的微笑回答道:“那位夫人,已经长眠墓中了。”

“啊。”我轻轻地惊呼了一声。原来是这样,母亲已经不在了。母亲的葬礼不是早就结束了吗?啊,一意识到母亲已经去世了,一股无法言喻的凄凉感令我战栗不已。我醒了。

从阳台望出去,已是黄昏。绿色的孤寂,犹如梦中一般,弥漫在四周。

“妈妈。”我唤道。

“你在干什么?”母亲平静地回答。

我欣喜地一跃而起,跑进屋子:“我刚才睡着了。”

“是吗?我还想你在干什么呢。你这个午觉睡得可真长。”母亲颇有兴致地笑了。

看到母亲如此优雅地呼吸着、活着,我不禁喜极欲泣。

“晚饭吃什么?您有什么想吃的吗?”我有些雀跃地说。

“没有什么想吃的,我什么都吃不下。今天体温升高到三十九点五度了。”

顷刻间,我又萎靡不振,心如死灰。我茫然地环视着昏暗的屋子,突然间真想去死。

“三十九点五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关系,就是发烧前很不舒服,有些头痛,身体发冷,然后温度就升上去了。”

外面已经漆黑一片。雨似乎也停了,开始起风了。我打开灯正要去餐厅时,母亲说:“太晃眼了,别开灯。”

“一动不动地躺在黑暗里,很难受吧?”我站住问道。

“我闭着眼躺着,开不开灯都一样,一点都不会寂寞,反倒是开了灯晃得眼睛难受。以后这个房间就再也别开灯了吧。”她说道。

母亲的话在我听来,就像是不祥之兆。我默默关掉屋子里的灯,来到隔壁房间,打开台灯,难以承受的寂寞涌上心头。我急步走到餐厅,将罐头鲑鱼夹到冰冷的米饭上吃起来。吃着吃着,泪水大颗大颗往下掉。

到了夜里,风越刮越大,九点左右又开始下起雨来。暴风雨真的来了。外廊边缘两三天前卷起的帘子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我在隔壁的房间怀着一种异样的兴奋之情读着卢森堡[卢森堡:生于1871年,卒于1919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经济学入门》。这是我最近从二楼直治的房间拿来的。此外,我擅自借阅的还有《列宁选集》、考茨基[考茨基:生于1854年,卒于1938年,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的《社会革命》等。我将它们放在我房间的桌上,母亲早晨洗完脸回来时,经过我的桌旁,不经意间看到了这三本书,就一本本拿起细看,之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又放回到书桌上,一脸凄清地瞥了我一眼。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悲伤,却没有半点否定与厌恶。母亲读的是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缪塞、都德等人的作品,可我知道,即便在那些甘美的故事中,也蕴藏着革命的气息。像母亲这种天生具有教养(这样说虽然有些奇怪)的人,或许能出乎意料地将革命作为一种必然的事物去接受。

我虽然觉得自己读卢森堡的书有些装腔作势,可我确乎从中受到启发。这本书所写的是经济学,可若真把它作为一本经济学的书去阅读,那是十分枯燥无味的,因为里面净是一些单调而又浅显的东西。不,也许是因为我完全不懂经济学。反正对我而言一点都不有趣。这是一门以人类的吝啬,永远的吝啬为前提而成立的学问。对于一个并不吝啬的人来说,分配问题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却在这本书的其他方面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兴奋,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毫不踌躇、不顾一切地将旧思想尽数摧毁的勇气。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一个视悖德为等闲,毅然疾奔至恋人身边的有夫之妇的身影。打破旧思想!破坏是哀戚的,悲伤的,同时却又是美丽的。破坏,重建,完成梦想。哪怕破坏之后,完成之日永远不会到来,可为了追随心中的爱恋,也不得不将之毁灭,不得不革命。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怀着忧伤而真挚的迷恋。

那是十二年前的冬天。

“你真是《更级日记》[《更级日记》:日本平安中期的日记,菅原孝标女著。作者以对宫廷世界的憧憬和悔恨为中心,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文中指和子思想太老旧。]里的少女,跟你说什么都没用。”说罢,那个朋友离开了我。那时,我把列宁的书还给了她。

“看完了?”

“对不起,我没看。”

我们站在能够看到尼古拉大教堂[尼古拉大教堂:位于日本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日本东正教教会总部。]的桥上。

“为什么不看?”

那位朋友大约比我高一寸,外语学得很好,非常适合戴红色的贝雷帽,容姿端秀,大家都说她像蒙娜丽莎。

“我不喜欢封面的颜色。”

“你真够怪的,不是这样的吧?其实是觉得我很可怕吧?”

“我才不怕你,我就是受不了封面的颜色。”

“哦。”她一脸落寞,继而便有了开头的对话。

我们都默然不语地低头看桥下冬天的河水,不知过了多久。

“愿你安康。如果这是永远的别离,愿你永远安康。拜伦。”她接着又用英语流利地背诵了一句拜伦的诗句,轻轻地抱了抱我。

我愧疚不已,小声地向她道歉:“对不起。”说完便往御茶水车站走去,蓦然回首,那位朋友依旧站在桥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

从此,我们就再也没见过。虽然我们是到同一个外教家里去上课,却不在同一个学校。

从那之后,已过去了十二年,我依然像《更级日记》里的少女般守旧,没有前进一步。十二年间,我究竟干了些什么?我从未憧憬过革命,甚至连恋爱都不懂。迄今为止,这世上的大人都教导我们:革命与恋爱是最愚蠢、最可憎的。在战前乃至战时,我们都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战败后,我们不再信任他们,领悟到只有与他们所说的背道而驰,才能找到真正的生存之道。我们开始认为:革命和恋爱实际上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令人欢喜的事情。一定是因为太美好了,他们才故意居心不良地骗我们说那是青涩的葡萄。我愿意相信,人类是为了革命与恋爱而降生的。

隔扇被轻轻拉开,露出母亲的笑脸。

“你还没睡,不困吗?”她说。

我看了一眼桌上的钟,已经十二点了。

“嗯,一点都不困。一读宣扬社会主义的书就兴奋不已。”

“哦,有酒吗?这种时候啊,喝一点酒再躺下,保准能睡个好觉。”母亲像是打趣似的说。她的神态里,有着近乎颓废的妖艳。

十月,期盼已久的独属于秋日的晴空万里并没有到来,梅雨季般的潮湿闷热持续多日。母亲的体温依然是每到傍晚就上升到三十八九度。

一天早晨,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母亲的手浮肿了。曾经说“最美味的莫过于早饭”的母亲,最近一直是坐在榻榻米上吃早饭的,她只喝极少的粥,那些口味不够清淡的菜根本就不会去下筷。那天,我做了松茸清汤,可母亲像是连松茸的气味都受不了,刚把碗端至嘴边,又原封不动地放回到托盘上。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母亲的手,不由得大吃一惊,她的右手肿得圆鼓鼓的。

“妈妈!您的手不要紧吗?”

母亲的脸看起来有些苍白,也像是浮肿了一般。

“不要紧呀。就肿了这么点,没事的。”

“什么时候肿起来的?”

母亲微眯了眼,沉默不语。我真想放声大哭。这根本不是母亲的手,而是隔壁阿婆的手,我母亲的手比这纤细小巧得多。我所熟悉的手,是温柔又可爱的,那样的手要永远消失了吗?她的左手没有肿得那么厉害,可依旧令人不忍直视。我只得移开视线望向壁龛的花篮。

泪水马上就要夺眶而出,我再也忍不住,倏地站起来去了餐厅。直治正在那里吃着半熟的鸡蛋。他就算偶尔待在这个家里,晚上也必定去阿咲处喝烧酒,早晨起来总是一脸不悦,不吃饭,只吃四五个半熟的鸡蛋,吃完便又跑上二楼,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

“妈妈的手肿了……”我低着头对直治说。话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我只有低着头,剧烈地抖动着肩膀哭泣。

直治没有说话。

我抬起头,抓住桌子角说:“已经不行了。你难道没有发觉吗?肿成那样,已经不行了。”

直治的脸色也变得黯然:“那一定很快了。哎,真是糟心。”

“我还想再把妈妈治好的,无论如何都想把妈妈治好。”我右手死死地握着左手。

突然,直治低声啜泣起来:“没有一点好事。我们身上没有一点好事。”他边说,边用攥成拳头的手使劲揉眼。

那天,直治去了东京向和田舅舅报告母亲的身体状况,并询问舅舅有关我们今后的安排。而我从早到晚,除了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几乎都是在伤心哭泣中度过的。早晨穿过晨雾去取牛奶时、对着镜子梳头时、涂口红时,我无时无刻不在哭泣。与母亲一起度过的那些幸福时光,那些往事,就好像画卷一般浮上心头,可无论我怎么哭都已经无济于事。傍晚暮色四合后,我来到中式客厅的阳台,久久啜泣。秋日的夜空繁星闪烁,不知从何处来的猫蜷伏在我的脚边,一动不动。

第二天,母亲的手更肿了。她什么都不吃,就连橘汁也说嘴唇开裂,痛得喝不下。

“妈妈,要不要再戴上直治说的那个口罩?”我本想笑着说,可说着说着心里一阵酸楚,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你每天这么忙一定累坏了吧?给我找个护士好了。”母亲平静地说。我明白,比起自己她更担心我的身体。可这却令我更难受了。我站起身跑到浴室旁三席大的小间,纵情痛哭。

正午稍过,直治带着三宅老医生和两个护士回来了。

素来爱开玩笑的老医生那时候也是表情凝重,咚咚地走进病房,即刻开始了诊断。然后,也不对着谁,顾自低声说道:“衰弱了很多呢。”

接着给母亲注射了樟脑液。

“医生您今晚住哪儿?”母亲像说胡话般问道。

“还是长冈,我已经预订好了房间,您不必费心。您不要担心别人的事情了,多为自己想想,想吃什么就一定要多吃,营养摄入充分了,身体自然也会好起来。我明天还会过来的,护士就留在这儿了,有什么需要您吩咐她就可以。”老医生对着母亲大声说完,又向直治使了个眼色,起身离去。

直治一个人送走了医生及陪同的护士。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脸上是一副强忍悲伤的表情。

我们悄悄走出病房去往餐室。

“不行了,是吗?”

“真糟心。”直治歪着嘴笑了,“说是身体急剧衰弱了,今天或者明天吧。”他说着泪如泉涌。

“要给各处发电报吗?”我反倒沉静无比。

“我之前与舅舅商量过,舅舅说时代不同了,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把人聚在一起了。即便人家过来了,这样逼仄的家,反倒显得失礼。附近也没有像样的旅店,而长冈的温泉酒店,我们连两三个房间都订不下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这么穷,已经无力再把那些大人物叫过来了。舅舅应该很快会到,不过他从来都很吝啬,根本指望不上。昨晚也是,不顾妈妈的病情,一个劲儿对我说教。纵览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被吝啬鬼说教而醒悟的人呢。姐姐、我还有妈妈,我们跟他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我厌恶那个人。”

“我姑且不论,可你今后还得依靠舅舅……”

“绝对不要。与其那样,我还不如索性去当乞丐。倒是姐姐,以后要多多依靠舅舅。”

“我……”泪水落了下来,“我有地方去。”

“结婚?已经定下来了?”

“不是。”

“自力更生?做个职业女性?你还是省省吧。”

“也不是。我要成为一个革命家。”

“什么?”直治诧异地望着我。

就在这时,三宅医生留下的贴身护士过来叫我了:“夫人好像有什么事。”

我急忙赶到病房,坐在被褥边凑近母亲问道:“怎么了?”

母亲欲言又止。

“要喝水吗?”我问道。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看样子并不想喝水。

过了一阵,她才小声说:“我做梦了。”

“是吗,什么样的梦?”

“关于蛇的梦。”

我听了不寒而栗。

“就在廊外放鞋的石板上,是不是有一条红斑纹的母蛇?你去看看。”

我感到浑身冰冷,立刻站起来,走到外廊,透过玻璃窗一看,在秋日的艳阳下,只见石板上横躺着一条长长的蛇。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

我认得你。你比之前大了,也老了一些。但我知道,你就是之前被我烧掉十个蛋的那条母蛇吧。你的复仇,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快走开!立刻走开!

我盯着那条蛇在心中如此默念,可它却纹丝不动。不知为何,我不希望护士看到那条蛇。我重重地跺了跺脚,故意用很大的声音说:“没有呀。妈妈,梦不能当真。”说完我瞥了一眼石板,那条蛇终于动了,它缓缓地从石板上爬下去走远了。

真的不行了,真的要完了。看到那条蛇后,我心中第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父亲去世的时候,枕边也有一条黑色的小蛇。并且那时候,我亲眼看见庭院的所有树木上都缠绕着蛇。

母亲已经连从**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经常昏昏欲睡,身体也完全交由贴身护士照顾,几乎不再吃东西。自从看到蛇之后,我仿佛冲破了悲伤,获得了一种心灵的宁静,那是一种近似于幸福感的安适。而后,我只想尽可能多地陪在母亲身边。

从第二天起,我便紧挨着母亲枕边坐下,做起了编织。不管是编织还是缝缝补补,我都比别人麻利,可就是做得不好。因而母亲总是耐心地手把手教我。那天,其实我根本无心编织,但为了使自己坐在母亲身边显得自然一些,便把毛线从箱子里翻出来,佯装轻松地织着。

母亲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手,说道:“你这是在织你的袜子吧?这样的话还要再加八针,不然穿的时候会嫌紧的。”

小时候,无论母亲怎么教,我都织不好。此时,我也像那时候一样慌张羞愧,但同时又眷恋不已。啊,一想到以后母亲再也不能这样教我了,泪水就模糊了视线,看不清针脚在何处。

母亲就那样躺着,看起来一点都不痛苦。她从早上开始就没吃过一点东西,我只能时不时地用纱布蘸点茶水润润她的嘴唇。母亲的意识却十分清醒,时常温和地和我搭话。

“报纸上有陛下的照片,你再让我看一眼。”

我把报纸上刊登陛下照片的地方凑到母亲跟前。

“陛下老了。”

“不,只是照片拍得不好。从前一阵子的照片来看,陛下非常年轻,还很精神。或许他更喜欢现在的时代吧。”

“为什么?”

“因为这次陛下也被解放了呀。”

母亲寂寥地笑了,过了一会儿说:“我想哭,可是没有眼泪了。”

我突然想到,母亲现在莫不是幸福的吧?所谓的幸福感难道不是犹如沉在悲伤河底闪着微弱光芒的金沙吗?倘若在越过悲伤的极限,那宛若微光般不可思议的心情就是幸福的话,那么陛下、母亲、我,现在确乎都是幸福的。秋日宁静的上午,阳光温柔地照耀着庭院。我放下手中的毛线,眺望远处的大海。

“妈妈,我此前一直是不谙世事的呢。”我说。本来还想继续说下去,可护士已在客厅的一隅做着静脉注射的准备了。我羞于被护士听去,就闭了嘴。

“你说此前……”母亲轻轻地笑了,问道,“那就是说现在已经懂了?”

我不知为何,脸涨得通红。

“世事是弄不懂的。”母亲把脸转向另一边,自言自语般小声说,“我是不懂。想必没有人真正懂吧。我们不管年龄几何,说到底都还是孩子,什么也不懂。”

然而,我不得不活下去。或许我还是孩子,可我再也不能撒娇了。此后,我必须与这个世界抗争。啊,恐怕母亲是最后一个与世无争、不憎不妒、美丽悲哀地度过一生的人了。像她这样的人,今后这世上该是再也不会有了。将死之人是美丽的;而生存下来、活下去的,在我看来,是极其丑陋肮脏,且散发着血腥之味的。我在榻榻米上想象着怀孕的母蛇挖洞的姿态。可我有着不能放弃的东西。哪怕卑劣,我也要存活下去,为实现心中的执念而抗争到底。母亲的死已成定局,我心中的浪漫与感伤也渐渐消逝,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一种让人不可不防的奸猾生物。

那天下午,我正在母亲身边为她润湿嘴唇,一辆汽车停在了门口,和田舅舅与舅母一起坐着车从东京赶来了。舅舅来到病房,默默地在母亲枕边坐下。母亲则用手帕遮住自己的下半张脸,凝视着和田舅舅的脸,哭了。然而,她只是一脸哭相,没有泪水,仿佛木偶一般。

“直治在哪里?”过了一会儿,母亲看向我问道。

我走到二楼,对正躺在西式房间的沙发上看新版杂志的直治说:“妈妈在叫你呢。”

“唉,又要目睹那种悲伤的场面了。亏得你们能在那儿坚持这么久,一定是神经比较迟钝,或者比较薄情吧?对我这种人来说,那实在太痛苦了。虽然我的心是热的,可身体太弱,根本没力气待在妈妈身边。”他边说边穿上外套,与我一起下了楼。

我们俩在母亲枕边并排坐下。母亲突然从被褥里伸出手来,无言地指了指直治,又指了指我,继而又转向舅舅,双手紧紧合十。

舅舅深深地点点头说:“啊,我明白。我明白。”

母亲似是安心了,轻轻合上眼,将手慢慢地缩回了被褥中。

我哭了。直治也低下头呜咽不已。

就在这时,三宅老医生从长冈过来了。他二话不说,先给母亲打了一针。母亲见到舅舅后,像是再没有任何牵挂了,说道:“医生,请让我快点解脱吧。”

老医生与舅舅四目相对,不发一语。两人眼中都含着泪水。

我起身去厨房,做了舅舅喜欢吃的油炸豆腐乌冬面。一共盛了四碗,端到中式客厅递给了医生、直治、舅舅、舅妈。之后,又把舅舅带来的礼物—丸内宾馆的三明治给母亲看了看,轻轻地放在了她的枕边。

“忙坏了吧?”母亲轻声问道。

大家在中式客厅闲聊了一阵后,舅舅舅母说他们今晚无论如何都得回东京处理要事,说着就把慰问金递给了我。三宅先生也要同护士一起回去了,他临走前对留下来的贴身护士嘱咐了多种应急方法。总之,病人现在意识还很清楚,心脏也没有那么衰竭,光靠注射药物,再撑个四五天应该不会有问题。于是,当天大家就都暂且坐着汽车回东京了。

当我送走众人回到客厅时,母亲露出了只对我才有的亲切笑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问道:“忙坏了吧?”她的脸上充满活力,甚至可以说容光焕发。我想,母亲一定是因为见到了舅舅而心生欢喜吧。

“一点都不忙。”我也觉得快活了一些,莞尔一笑。

这段对话,竟成了我与母亲最后的交流。

三个小时后,母亲去世了。在秋日宁静的黄昏,护士为她测量了最后一次脉搏。在我跟直治这两个亲生儿女的陪伴下,日本最后的贵妇—美丽的母亲与世长辞了。

母亲的面色,与生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父亲去世的时候,面色一下子就变了,母亲却一点都没变,只是没有了呼吸。甚至连呼吸是何时停止的都不知道。脸上的浮肿也在前一天消退了,脸颊像蜡一般光滑,薄薄的嘴唇微微歪斜,像是含着笑,比活着的时候显得更为娇艳。我觉得她像极了《圣母怜子》[ 《圣母怜子》: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雕塑作品,表现圣母玛利亚将耶稣基督的遗体抱于膝上的悲伤情景。]中的圣母玛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