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卫礼贤是在凯瑟林伯爵住处，时值达姆施塔特的“智慧学派”大会期间。那是20年代（20世纪）初的事了。1923年，我们邀卫礼贤来苏黎世，他在心理学俱乐部向我们讲《易经》。[1]
早在认识他以前我就对东方哲学很有兴趣，1920年前后已开始研习《易经》。夏天在柏林根时，我决心对这本谜一样的著作发起全面进攻。传统方法要求使用蓍草的茎秆，而我用一把芦苇代替。我常常在那个百岁梨树下面的空地上一坐数小时，身旁摊着《易经》来练习卜筮，查阅那些环环相扣的谕示，看因果相互影响。各种各样确凿的神迹出现了——它们与我的思维过程形成那些有意义的联系，我自己都不知作何解释。
实验中唯一的主观介入，是实验的一处随意性——不计数——将一束49根的草茎随机分开。实验者并不知道两把草茎各有多少，而卜筮结果正依赖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其他的操作步骤则是机械化的，没有意愿支配的余地。如果说精神方面的因果也参与其中了，便只可能出现在将草茎束一分为二的时候（这和扔硬币的随机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整个暑假里我都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易经》给出的答案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如果有，那么精神事件与物质事件的顺序又是怎样发生联系的呢？我屡次三番遇见惊人的巧合，像是一种非因果关系的平行事件（稍后我将之命名为共时性事件）。我过于痴迷这些实验，把做记录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后来我很为此后悔。不过，稍后我常在我的病患身上做这样的实验，相当一部分结果的确是正中靶心的。我还记得一个年轻人的案例，他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想要结婚，也结识了一个看上去挺般配的女孩。然而他心中不安，担心在恋母情结的影响下，他会再度陷入一个强势“母亲”的掌控中。我为他卜了一卦，卦辞是这样说的：“此女力量强大，不宜婚配。”
30年代（20世纪）中期，我见到了中国的哲学家胡适。我问他对《易经》持何种看法，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哦，那本书不算什么，不过是过去的巫术符咒，并没有意义。”他未曾研习过《易经》——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在他记忆中只遇到过一次实际的体验。有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散步，这位朋友跟他谈起自己不愉快的恋爱经历。这时他们恰好经过一座道观。他开玩笑地跟朋友说：“你可以去占一卦呀！”说着他们就真的去了。进了道观后他们请道士用《易经》算了一卦。不过他丝毫不相信那些瞎话。
我问他那一卦准不准。他支支吾吾地答道：“啊，是的，当然……”我想起了有名的“益友”故事，他所做的每件事都并非出于自愿，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从这一契机中获益。“是的，”他回答道，“我当时也开玩笑似的问了一个问题。”
“那么卜筮有没有给你一个合理的回答？”我问道。
他迟疑了一下。“好吧，你要想这么说的话，还算合理吧。”这个话题明显让他不自在了。
在我用芦苇卜卦的几年之后，卫礼贤译注的《易经》出版了。我马上弄到了一本，令我欣慰的是，卫礼贤有意义的联系的观点与我如出一辙。而他在这方面学识广博，能够自圆其说，我对此则是无能为力的。卫礼贤来苏黎世时，我才有机会与他详尽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还论及许多中国哲学与宗教的问题。他对中国精神所知甚多，他向我讲的话，澄清了许多欧洲无意识曾给我带来的难题。另一方面，我跟他谈到我对无意识的研究结果，他神色中并未出现一丝惊讶，因为他在其中辨出了他认为是中国哲学传统独有的东西。
卫礼贤年轻时曾前往中国，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传教。到了中国后，东方的精神世界便为他敞开了大门。卫礼贤拥有地道的宗教灵魂，对事物有着深刻、长远的见解。他有一种天赋，能够不抱偏见地倾听出人意料的异域心智，凭借一种奇迹般的同理心，将中国的智慧财富引进欧洲。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从来不曾给中国人施洗，这令我非常欣慰！”尽管他有基督教背景，但他情不自禁地认同中国思想的逻辑和清晰性。“影响”一词已不足以描绘他所受到的效用，他已被征服、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观点退居次位，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成了一种精神保留。道德的尾缀稍后却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在中国时，卫礼贤曾有幸拜见过一位旧学哲人，其因时逢革命而不再做官。这位哲人名叫劳乃宣，他向卫礼贤介绍了中国瑜伽哲学和《易经》中的心理学。正是由于这两人的合作才有了附带精辟评论的《易经》译本。这本东方最深邃的著作首次被介绍到西方来，形式生动且易于理解。我认为这是卫礼贤最重要的成果。尽管他的思想是西化的，他的《易经》评注却清晰而明确地显示出他对中国式心理学的理解程度已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
当最后一页翻译完毕，首版即将付梓之时，年迈的劳乃宣大师与世长辞。仿佛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将奄奄一息的古老中国的最后音讯传至欧洲。而卫礼贤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弟子，他实现了这位哲人毕生的夙愿。
我见到卫礼贤时，他全然是中国式的，不管是写作风格还是谈吐，甚至举止。东方的观点和中国古代文化已刻入了他的骨子里。他一回欧洲就加入了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担任教职。但是，不论是他的教学工作还是他给外行做的一些讲座，都表现出他已受到了欧洲精神的压迫。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逐步走向前台。我听过他的几次讲座，发现它们几乎与传统的布道别无二致。
这种倒退在我看来颇欠考虑，因而非常危险。我将之视为西方的再度同化，所以我觉得，这必将导致卫礼贤与自己的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同化，也就是一种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相对无意识的危险冲突——他的西方精神与东方精神的碰撞。我设想，如果基督教精神当初屈服于中国的影响，那么当下很可能已经发生了相反的事情：欧洲元素很可能再次压倒东方元素。这样的变化发生时，如果没有一种强力、有意识的努力去诠释，那么无意识的冲突便会严重影响机体的健康状态。
听了他的讲座后，我曾试图让他关注他正面临的危险。我的原话是：“我亲爱的卫礼贤，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但是我有种感觉，西方思想正在你身上复苏，你正要背叛那将东方思想引来西方的使命。”
他回答：“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有某种东西正将我淹没。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几年后，卫礼贤来我家做了一次客，后因染上阿米巴痢疾而病倒了。20年前他曾患过同样的病。后来的几个月里，他的病情每况愈下，随后我便听说他住院了。我去法兰克福探望了他，发现他已病入膏肓。医生们还没有放弃，卫礼贤也谈论着病愈后想实施的一些计划。他和我分享了他的愿望，但我也自有一种预感。当时他向我说的一些话也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反复在梦中看到无边无际、杳无人烟的亚洲草原——那曾被他抛弃的中国。他意欲重拾中国摆在他面前的问题，而西方却将那答案远隔在山水之外。事到如今，他刚意识到这个问题却已无力寻求答案了。他的病又拖延了数月。
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听说他的消息。直至他临死前几周，有一晚我刚要睡着，却被一幕视象惊醒。我的床边站着一位一袭深蓝长袍的中国人，两手抄在衣袖里。他向我深鞠一躬，像是有消息要告诉我，我知道这预示着什么。这视象异常清晰：我不但能看清那个人脸上的每一条皱纹，就连他长袍上的每一根棉线也历历在目。
卫礼贤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结为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这一冲突在他身上以西方与东方相互冲击的形式出现。我相信我可以理解他的处境，因为我自己也有相同的问题，知道卷入这样的冲突意味着什么。诚然，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卫礼贤并未坦诚相告。尽管在我向他介绍心理学观点时，他表现出极高的兴趣，但这仅限于论及客观事物的时候，比如宗教心理学引发的冥思或疑问。此时还能风平浪静。只要我尝试触碰他心中冲撞着的实际问题，马上就能感觉到他的退缩，他给我一种心门紧锁的感觉——因为这些问题深入骨髓。这种现象我在许多大人物身上都观察到过。记得歌德在《浮士德》里把它描写成了一处“人迹罕至，不能涉足”之境。任何人或物皆不能够亦不应当强行入内。这便是命运，不允许任何人干扰。
[1] 《易经》由卫礼贤译为德文，又由卡利·贝恩斯从德文译为英文。相传这本古老的关于智慧与预言的中国名著写于四千年前。——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