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没有几天，王庄的秋收大忙季节就来到了。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全村子的人就纷纷起床，穿好衣服，吃过早饭，带上箩筐，推上车子，还带了许多应用的农具，急急忙忙赶到庄稼地里去。田野上，秋风清凉，大家只穿了一件汗榻儿，在欢欣鼓舞地劳动，浑身热气腾腾。太阳从远远的树梢上探出头来的时候，庄稼地里已经堆满了黄灿灿的玉米苞儿，玉米秸也已经这里一垛、那里一垛地堆积如山了。工作组全体同志都参加到群众里面去，和大家一起欢笑，一起劳动。太阳升高了，快到正顶了，他们才歇下来，回去吃午饭。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儿，又继续下地劳动。太阳偏西了，落到远远的树梢后面去了，他们才收工回家吃晚饭。
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下来了。南王庄的佃户郑得望，找他的哥哥郑得志商量，说白天干活儿太累了，晚上是不是可以请假，不去开会。郑得志不好拿主意，就跟他一起去找周炳，提出可不可以休息一个晚上，停止开会。周炳也不好做主，就答应把他们的意见向吴生海反映反映，看看吴生海怎么说。
北王庄的党员、佃户蒋忠顺也去找北王庄的党员、贫农王福嫂商量，说是干了一天活儿，实在累得不行，晚上想请假。王福嫂对他深表同情，说自己晚饭吃的粥还没有熬好，孩子争气又吵着说肚子饿，要吃东西，自己实在也分不出身去开会。她叫蒋忠顺直接去找胡杏，对胡杏说清他们两个人的共同意见，建议今天晚上的会暂时停开，看看胡杏怎么说。蒋忠顺在北王庄的村口找着了她，把王福嫂的意见对她说了一遍。胡杏听了，认为合情合理，答应把他们的意见带回工作组去商量。
胡杏那天的心情非常好。她穿过那一片坟地和那逐渐干涸下去的水凼，鼻子里哼着陕北的小调，脚步轻快地向大王庄走去。走到吴生海的住处，她又碰见了周炳。他们两个人迎面笑了一笑，就一起走进屋里去。胡杏先说，周炳接着也说，在北王庄和南王庄都有很多人，建议今天晚上别开会，休息一个晚上。大家都嚷着明儿大早还要干活儿，身体太累了，只怕吃不消。吴生海听着，打量着，没有做声，那张脸上渐渐地露出了很不高兴的神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来道：“我看，你们南王庄和北王庄的群众，就是死落后。”
周炳马上绷紧了脸孔，纠正吴生海道：“不。老吴，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南王庄、北王庄的群众，一点也不落后。只因工作组依靠的人，使他们不放心，他们的积极性才调动不起来。”
吴生海毫不退让，抗声争辩道：“好哇！你不依靠贾宜民、贾洛中、王先贵、朱启昌、焦遇春这些人，不依靠这些积极分子，你依靠谁呢？难道你要依靠郑得志、王福嫂那样一些人么？要不然的话，难道你要依靠王大成、王七婶那样的人么？”
胡杏插进去说道：“依靠什么人、不依靠什么人，咱们以后还可以慢慢研究。今天晚上是不是给大家放一天假，也好让大家休息休息。”
吴生海劝她道：“你别听那些落后群众的反映。那些家伙我最了解，都是散漫的，自私的，只想不劳而获。你叫他们起来革命，他们就跟你泡蘑菇，浪费时间。”
周炳笑道：“不错。农民里面，散漫、自私的人有的是。可绝不能说每个人都这样。他们当中也有真正的积极分子。”
胡杏建议道：“这样吧。如果不开群众大会，咱们自己可以开一个支部大会，研究研究积压下来的问题。咱们党员自己不休息不要紧，还是让群众休息一个晚上吧。反正这样做，肘间也不会白白浪费。”
吴生海一听说要开支部大会，首先就火了。他连声叫嚷道：“不开支部大会，不开支部大会！要开群众大会，要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一停开，群众一泄气以后你要召集大会，可就难上加难了。到那个时候，咱们王庄的土地改革运动，就算是真正的散包了。”
周炳又建议道：“要么，这样吧。如果一定要开会，那就拖后一点吧。推迟一个钟头开会，让大家多休息一会儿也好。”
吴生海没有再做声。三个人沉默着，过了一会儿，就相跟着走出外面，向村公所走去。走到村公所一看，大家都吃了一惊。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会场里面只有贾宜民、贾洛中、王先贵、朱启昌、焦遇春，和大王庄的几个人，南、北王庄都还没有人来。吴生海鼓着一泡子气，坐在自己往常的座位上。周炳跟胡杏分坐在两边墙根上，大家都不说话。不久，南王庄来了一两个人，北王庄也来了一两个人。他们一来就靠着墙根，闭上眼睛坐着，和大王庄的其他几个人一起睡起觉来。有些睡得很熟的，还打了鼾。
南王庄的区卓跟李为淑吃饭吃晚了，来迟了。刚走到村公所门口，李为淑悄悄对区卓说道：“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每天晚上我走到这个地方，总是心惊肉跳。我觉得这一关真难过。不晓得往后会闹成什么样子！”北王庄的江炳跟张纪贞也来迟了。走到村公所门口的时候，张纪贞也跟江炳说道：“我每天晚上走到这个地方，总是心烦意乱。不知道走进去好，还是不走进去好。看见大家在开那样的会，真觉得活天冤枉！这样不死不活拖下去，将来会糟到什么地步呢？怎样来收拾这个烂脏局面呢？”张纪文同样来迟了，跟在他们后面，这时候突然大声说道：
“有什么将来？有什么前途？将来的前途就是垮台，就是散包，再没有别的了！”
除了工作组的人以外，到会的群众一共只有十来个。吴生海叫何守礼主持会议，说不管来的人有多少，会议一定要坚持开下去。人多就开人多的会，人少就开人少的会，哪怕在会场里睡觉也不要紧，也要坚持往下开。他自己把周炳、胡杏和全体组员，叫到村公所门口，开一个紧急的现场会。大家在门口商议了一阵子，就按分组所划定的地段，到群众家里去进行动员。动员的结果很不理想。群众都纷纷反映：干活儿太累了，吃饭又太晚了，会议开来开去，天天划阶级，又没有什么油水，不如呆在家里睡觉。这一天的会议，就这样瞎忙了一阵，终于没有开成。
第二天早上，在大家去地里参加劳动以前，吴生海又召集了一个全组的紧急会议。他要求每一个工作组员，不要单纯参加体力劳动就算完事儿，主要应该做好思想教育的工作。吴生海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把全王庄的农户分成十个小组，要工作组的同志每个人包干一个小组。凡是负责包干的同志，要包动员、包开会。哪一户晚上不来开会的，就要唯那个包干的同志是问。大家都没有什么话好说，想来想去，只好按照这样办，各自分头去行事。
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吴生海兴高采烈地到村公所里面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到的人更少了。不要说南王庄、北王庄的人到得少，就连大王庄的人也比昨天到得更少。吴生海自己包干的那七八户人家，竟是一个到的人也没有。他把周炳、胡杏、何守礼、杨承荣、张纪文、江炳、张纪贞、区卓、李为淑等人的脸孔，轮流看了一遍。大家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特别是张纪贞跟李为淑两个人，都苦着脸，露出要哭又哭不出来的样子。
一听说开不成会，群众就纷纷站起来，拎起矮凳子，准备回家。那盏煤油灯燃烧得十分旺盛，把整个大厅照得明晃晃的。十个八个工作组员对着这种逆境，都想不出什么挽救的好办法。群众走了以后，何守礼突然大发脾气道：
“这叫什么革命？这叫什么土地改革？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让咱们打起背包，回屈县去吧。让咱们干脆散伙吧。这里再也搞不下去了，再也撑不定了！”
众人看见何守礼突然发火，都愣住了。那盏煤油灯的火势越燃越旺，从玻璃罩子上面，冒出一缕一缕的浓烟来。胡杏走过去，把火头扭低了一点，使它恢复正常。这时候，何守礼又用嘶哑的声音喊叫道：
“这还干什么呢？这还有什么干头呢？外面有人破坏，里面有人拆台，这样子里应外合，工作有什么办法不垮呢！”
她这样说着，大厅上一阵沉默。大家都觉着她这句话说得很不得体，很容易伤害别人，又不知道她说有人拆台指的是谁，一直不好做声。
周炳想说几句话。他望一望胡杏，胡杏用眼睛睃了他一下，截住了他。第二次，周炳要说话，也叫胡杏对他抿了一抿嘴唇，把他拦住了。周炳第三次要说话，胡杏干脆对他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把他制止了。大厅里的空气寂静得使人难受。周炳再三思量，终于按捺不住，便严肃而又热情地对何守礼说道：
“我的话说得很直，你可不要在意。我认为咱们工作组里面，根本不存在拆台的问题。我有些不同的意见，在会里、会外，对县委领导，对何守礼同志个人，我都直说了。同时，在行动上，我也和大家保持一致。这样子，就不存在什么拆台的问题。如果在思想上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在行动上自行其是，阳奉阴违；那才叫做拆台。但是这种情况，工作组里并不存在。至于工作上遇到的困难，那是工作本身的缺点带来的，不能往别人身上一推，就算了事。我建议何守礼同志遇事要多加考虑，此外还要注意团结其他的同志。”
何守礼申辩道：“这叫我怎么办呢？团结应该是两方面的事情。我要团结，别人要拆台，怎么团结得起来？”
周炳直通通地给她指出来道：“何守礼同志，你不能尽想着别人错、自己对。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应该想到，在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局面，很可能是工作本身的缺点和错误带来的，不能怪别人。”
何守礼加大了嗓门说道：“什么缺点和错误？吴生海同志在场，你也在场，有问题你们就当场解决嘛。整个的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有你们领导，还有县委的领导，上上下下都把这儿的工作肯定过的嘛。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才遇事都和我为难。”
周炳辩解道：“可我的本意并非如此。”
何守礼声音颤抖地说道：“对了，本意也许不是这样。听了别人的撺掇，才会这样做。难道你以为我是个傻子，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么？”说完以后，当场呜、呜、呜地，非常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
众人说好说歹，劝她别这样。她一时也听不进去，只顾抽咽着说道：“你们看得出来，你们看得出来。也不知道我哪辈子结下的冤孽！凡是我跟别人意见一冲突，他总要站出来帮腔，说别人怎么怎么对，说我怎样怎样不对。你们看，这叫我怎么工作下去呵！”
闹了一阵子，张纪贞、李为淑、杨承荣、张纪文四个人把她一边劝，一边拉，拉了出去。吴生海、江炳、区卓也跟着出去了。大厅里剩下周炳、胡杏两个人收拾地方。胡杏整理桌子上那些散乱的纸张跟记录本子。周炳左手拿一杷破扫帚在慢慢扫地。
他弯着腰，眼睛望着地面，十分感慨地对胡杏说道：“你看阿礼……放纵成这个样子，真是太不像话了。”
胡杏在桌子上折叠着一堆纸张，眼睛没有看周炳，嘴里慢慢地说道：“我三次劝你不要说，至少不要把她的缺点，当众这么捅出来。你不相信，一定要说，看看现在的结果怎么样？有话慢慢讲，你就是急……”
周炳扫完了地，把扫帚放在墙旮旯里，回到胡杏跟前，隔着煤油灯对胡杏说道：“现在工作出了毛病，有些人就想推卸责任。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我应该把事实讲出来，让那些人听听，也让大家听听。”
胡杏稍稍抬起了头，望着周炳的脸孔说道：“你也许一番好意，想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这一点我看得出来。自然，你没有考虑到客观的效果。阿礼这个人，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你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她老爱把工作上的事情，跟生活上的事情搅混到一块儿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怀疑我，对我有了成见。”
周炳打抱不平道：“我听得出来。她说有人拆台，其中就有你。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更应该给她把真相揭露出来，帮助她自己重新考虑，帮助她把工作上的问题，跟生活上的问题，彻底分开。”
胡杏平伸出右掌，在空中反扣了一下，说道：“从今天晚上的实际看来，结果是适得其反。有些问题只能搁在心里想，嘴里却不好说出来，对着那么些人，更加不好说出来。这不是，你一谈就谈崩了。”周炳摊开两手，用脚往地下一跺，说道：“妹妹，你看，我又把事情搞坏了。现在应该怎么办？应该想什么法子来补救？”胡杏微微地笑着，没有答话。她把东西收拾好，吹灭了煤油灯，又把村公所的大门反扣上，就朝北王庄慢慢地走去。周炳要送她一程，也就跟在她的后面，慢慢地走着。
月亮迟迟才露脸，这时候刚从对面屋顶上探出头来。迎着月亮，周炳只顾欣赏胡杏那十分健康，十分优美的后影，呆呆地在后面发愣。胡杏忽然拧过头来，非常亲热地向他提议道：
“炳哥，我想约你谈一谈。咱俩深入地、彻底地谈一次话，你说好不好？你的年纪已经四十了，也该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周炳高兴地答应道：“好极了，好极了。什么时候谈呢？今天晚上么？”
胡杏摇头道：“不，不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太累了，应该休息了。我说，我想，不如另外找一个时间。也不着急，过几天，等稍为松一口气再说。”
周炳说那好，我等着你的通知。”
两个人沉默着，脚步均匀地走着，走过坟场跟那个水凼，已经快到北王庄了。胡杏站下来，用手拦住周炳，说道：“炳哥，快要进村子了，不要再送了。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也想找阿礼好好地，深入、彻底地谈一次话。我想跟她说一些她喜欢听的、好听的话，解除一下她对我的成见。我还要安慰她，鼓励她，要她振作起来，积极起来，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周炳拍手赞成道：“那好极了，那好极了。你准备什么时候跟她谈呢？”
胡杏低声笑道：“那不着急，要放到更以后了。我先跟你谈一次，谈通谈透了，再找她谈。现在大家都回去休息，明天早上好好起来劳动吧。”周炳望着胡杏的背影，一直到她进了村子，拐了弯儿，看不见了，才一个人慢慢地朝南王庄走去。他一面走，一面担心：胡杏真是一个又痴心，又贤慧的女孩子，只怕她的目的难以达到。
第二天早上，吴生海没有到地里去劳动。他一个人在大王庄、北王庄、南王庄走来走去。针对目前他们工作组面临的局势，他原先想出了一个对策：立刻召开一个全村的居民大会，把这种对土地改革消极冷淡的错误思想，狠狠地批评一顿，以便挽回颓势。不久，他就把自己所想的推翻了。他觉着，晚上的会既然开不成，白天的全村居民大会恐怕也开不成。如果只到得十几、二十个婆姨娃娃，那就算他磨破嘴唇，也不会发生作用。接着，他又想出了第二个对策：把所有不到会的人的姓名列一张榜，公布出来，让大家看看谁对土改热心，谁对土改不热心，借以打开局面。后来他自己一想，又觉着不妥。这样子把消极懒散的人，张榜公布出来，万一把他们激得恼羞成怒，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最后，他想出了第三个方案：罚款。他觉着，罚款是一种经济制裁，群众是害怕这一手的。想到这一点，他思想豁然贯通，全身都轻松起来，认为这一下子，可把解决问题的钥匙找到了。
下午，吴生海召集工作组全体人员开会，提出了他那个最后的方案，认为是一个绝对有效的方案。他预计从今天晚上开始，工作组要准备一个开会出席的名册，把谁到了会，谁没有到会都登记起来，每一次缺席的人都要罚款一毛钱。一天不来罚一毛，十天不来罚一块。大家一听，都以为他在说笑话，一齐哗然大笑起来。吴生海挥手叫大家不要笑，说这不是笑话，却是真话。他准备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这样执行。他并且提议，这罚款的任务，就由那个包干的同志来执行。谁包干的那一组，如果有人缺席，就由他收缴罚款。
周炳准备提出反对的意见。在他要说话之前，先用眼睛望了望胡杏。胡杏也和周炳对望了一眼。她的脸色非常沮丧，非常阴郁。她看见周炳又有点按捺不住，要起来说话的样子，就对他轻微地摇了几下头。周炳会意，也就不做声了。
区卓看见没有人说话，就开始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土地改革运动是要让群众自觉地起来斗争，是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启发群众的思想，提高群众的觉悟，使他们精神昂扬地团结起来，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斗争，决不能用其他的办法，特别不能用任何强制的办法。江炳也接着起来发言，表示反对罚款的方案。他认为，对群众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特别在土地改革运动里面行不通。如果强迫命令到了极端的程度，甚至要实行经济制裁，那的的确确是一个笑话。
江炳的话音刚落，群众就哄堂大笑起来。吴生海对于全体组员的哄堂大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对于江炳把他的方案叫做笑话，十分恼火。那个罚款的方案，是他经过一个早上的深思熟虑，才发明出来的，如今有人把这个高明的方案说成笑话，真令人十分愤慨。他气得浑身发抖，长篇大论地批评区卓跟江炳两个人，说他们执行中央的指示很不得力。他竭力证明：只有罚款，才能阻止王庄这种恶劣的趋势，才能避免最后散包。众人听了，都目定口呆，不知所措。吴生海最后大声宣布道：“既然大家再没有什么意见，那么，就按照这样子，从今天晚上开始执行吧！”
当天晚上，周炳、胡杏、区卓、江炳四个人，没有执行吴生海的罚款方案。其他各人执行了，有见效的，也有不见效的。张纪文向大王庄包干户王大成说明这个罚款办法，问他到底去还是不去。王大成说：“你看，我连一分钱也没有，怎么交得起罚款呢？谁乐意犯天条不成，不管怎样为难，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吧。”张纪文纠正他道：“大成，你的话可不能这样说。土地改革是要靠你起来斗争，自己解放自己的。”王大成回答道：“用不着了。用不着我们自己来解放自己了。你们工作组替我们把身拥了吧。”不管谁有什么意见，吴生海这一招果然生效。当天晚上到村公所里开会的，居然有三十多人，多半是一些中农户。这几天来，这样热闹的场面，虽然还不足半数，已经是很少看见的了。吴生海证实自己的办法真灵，不免大喜过望，笑得连嘴都合不拢来。
又过了两天。一个大清早，王大成在井台上打水，忽然高声大叫地对众人吼道：“工作组今天晚上，要用绳子捆人去开会了！谁不去开会，又不交罚款，就得用绳子捆！这是工作组亲口对我说的。”众人听了，不知是真、是假，不敢全信，也不敢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