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极无聊唯有财色二字可缓解皇帝宫廷人生之无聊和烦愁，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财色尽可贪占，成就了万历皇帝贪婪好色的本性。史载万历皇帝是贪婪敛财最厉害的帝王。
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一次闲极无聊视察慈宁宫仓库，无意中遇见管理仓库的王宫女，临时性起，不经意地一次云雨，竟然播下了龙种，他的大儿子朱常洛在次年（1582年）就这么偶然性地来到人间。母以子贵，王宫女被封为恭妃。恭妃从此就这么一直闲置着安然度日，朱常洛也在祖母太后的关爱下，在父亲冷漠的眼色和郑贵妃的百般算计下，惶恐不安地在阴森森的宫殿中成长着，一直影响到成年后的性格。四年后（1586年）郑贵妃也降生了一个龙儿朱常洵，这就是后来的老福王。
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在耳鬓厮磨的亲热时，枕头边贵妃娘娘吹过来一阵阵温馨的风，想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万历皇帝对这种后妃干预政治的狂悖言论竟然同意了。而这种枕头上私下里的非法决定其实是无效的。因为不符合天朝“立长立嫡”的祖宗成法。别小看这一纸成法，后面支撑的却是数千年的传统和几乎整个文官集团，尤其是高举道德大旗的东林党人更是死磕派人士。
凡事就怕认真，有些祖宗成法，其实是可以打破的，尤其是君主专制下的王朝，君主口含天宪，金口玉言就是法律，法律也是人制造的嘛，有必要这么认真吗？但是这些东林党人就是愿意为纲常礼教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果然在皇帝认为是“家事”的接班人之争中，在泛道德派东林党人看来却是天下事。这样家事和国事就被截然分开成为明末的“国本之争”。天朝本来就是家国一体化的国家，朕就是天下，天下都是朕的，容不得外人像是乌鸦嘴那般整天在朕耳旁恬噪，真他妈的烦死人。老子躲着你们还不成？
这样明神宗干脆就潜伏深宫不再上朝了。凡事都是借助司礼监太监转达批红，太监集团崛起，俨然成了皇帝和文官集团对垒的借助力量。这就酿成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的崛起对于东林党人大开杀戒，又导致了崇祯朝对于魏忠贤集团的清算，这样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了明末，引发了对于南明王朝半壁江山谁来主持的争论。
小福王朱由崧作为神宗皇帝血统最近的皇族子弟，无疑是最有资格出任小朝廷皇帝的，然而朝中的东林党人史可法、钱谦益竟然提出由潞王继承大统，而且还到处散步小福王有好色、贪财等七大问题，使其皇位未能登上，名声却已经被搞臭了。无非是怕小福王登基后对于东林党人在“国本”之争中排斥老福王，而坚决支持皇长子朱常洛当太子的宿仇进行报复。
如此这般，过去党争中出现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被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太监集团利用成为权斗的工具。争斗的结果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大败。史可法终于被带着明显阉党胎记的马士英、阮大铖挤出了朝廷，愤然去了江北督师，面对江淮四镇拥兵自重的军阀，老史这个督师也只是空有其名，最终在与清军的血战中孤军坚守扬州，落得一个自杀以殉国的悲剧性结局。其绵延千里的草蛇灰线还是可以追根溯源到万历年间那场“国本之争”。
在文官集团的不断催促下，皇帝也显得十分无奈，他长期地玩弄不理不睬的策略，然而文官集团却不依不饶，对皇帝进行穷追猛打，就是皇帝廷杖威胁，罢官免职他们也是前赴后继为争国本而不懈努力。这种以圣贤之论为依据，以祖宗之法为大棒的战略，实在是将皇帝置于不忠不孝的尴尬地位。皇帝成了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们道德审判的对象，神宗皇帝开始妥协。
于是在万历二十九年冬（1601年）终于进行了册封大典。这个大典搞得十分隆重，预算两千四百万两白银，在户部不断告罄的情况下，神宗派太监不断催逼、查账，好不容易凑齐一千多万两银子，国库已经空虚。此时税使多处被杀：武昌民变，杀水监陈奉之和随参多人，烧巡抚公署；苏州发生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之参随多人。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突然被封的还有福王朱常洵（藩地洛阳）、瑞王常浩（藩地汉中）、慧王常润（藩地汉中）、桂王常瀛（藩地衡州）。被封藩王在大婚后陆续返回封地就藩，还封赏了大量土地和财物。唯有福王常洵，大婚时耗银三十万两，朝廷在洛阳为他靡费二十万两白银建造了豪华的福王府，超过祖制规定胜十倍。他却依然在宫中晃**，迟迟不去就藩，此事又招来文官们的一致声讨。
此间还发生了与郑贵妃和福王有关的赌咒和行刺太子的事件，以及有人试图以枣木棍袭击太子的事件，被史书称为“廷击案”。神宗对这些发生在宫廷内部的蹊跷事件，也都是浮皮潦草地处理了当事人，而并没有追查幕后指使者。
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神宗迫于群臣压力，终于下旨让福王带着巨额赏赐去河南就藩。这当然是福王与父王和王妃的一次生离死别，而带走却是国家巨额封赏，万历一下子封赏他良田四万顷。有了这样多的田产和特权，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官校藐法，横于洛中”，中使四出，“驾贴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福王离开京城，在客观上进一步肯定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也就是说，朱常洛的太子之实一直到福王去洛阳后才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