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大帝收复台湾天下一统的方略中，有两个人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同时存在，证明康熙所使用剿抚方略，贯彻着武力攻台及和平统一两手，始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交替使用着。在文武之道的张驰之间这两位分别扮演着朝廷“鹰派”和“鸽派”的重要角色，但是两派之间共同的目标均是针对台湾执政当局的分裂倾向，最终达到台湾回归祖国版图，统一于华夏帝国的目的。
因而，两人曾经在不同的时间段在闽海前线实施着不同的政策，或者以和为主以剿为辅，或者以剿为主以和为辅，最终在武力收复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贯彻和平统一的方针，在避免流血人民少受战争荼毒的前提下，和平统一了台湾。他们一位是举人出身的福建总督姚启圣，一位是海匪出身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他们分别主政主军期间均受到康熙大帝的高度信任，拥有充分的权责实施自己的“和平安抚”和“武装攻击”策略，在剿抚的交替使用中完成了帝国统一大业。
早期投降的郑芝龙手下的水师大将施琅早已经被康熙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他对于组建清帝国自己的海军做出过卓越贡献，后来在武力威慑最终导致和平统一台湾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他手下的大将周全斌、黄廷、朱天贵等，早年全是郑军骨干，后来均为施司令麾下得力战将。
这位从郑芝龙水师中叛逃出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是坚决的主战派。统一台湾是施琅一贯的主张，因为他看到了统一台湾对祖国安危的重要性。从1664年（康熙三年）开始，施琅就建议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在他因飓风所阻，两次进军澎湖、台湾失败后，仍矢志武力收复台湾。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上疏康熙，建议“乘便进取，以杜后患”，并就选练士兵、筹集船饷、前线指挥、攻战机宜等重大问题全面提出看法和主张。
康熙皇帝的批复非常实际，翌年（1668年）正月初十日，康熙降旨：“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四月施琅进京陛见，再上《尽陈所见疏》，详述武力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来事实证明，施琅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施琅反对清政府的迁界禁海政策，指出这一政策不合于“天下一统”，又影响财政收入，应尽快“讨平台湾”使“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清政府陷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主要是清、郑对峙以来，五省迁界，大量驻军，连年征战，东南地区生产遭到破坏，人民陷入苦难深渊。因此，自郑经东渡，大规模战事基本停止，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恢复迁界、裁撤驻军，减轻人民负担。针对这种情况，清廷早已考虑撤军问题，只是等待有利时机。朝廷对和平统一台湾仍然寄于莫大的希望，为防止干扰，促其早日实现，宁愿暂停武力解决，以进一步推行以抚为主的方针。于是，否定施琅的建议，裁撤福建水师提督员缺，悉焚诸战船，次第催拨海上投诚官兵到外地垦荒，授施琅为内大臣，编入汉军镶黄旗，留于京师。等于将鹰派大臣在京城雪藏了起来，免得他干扰鸽派大臣实施和平统一的方针。[1]
在京期间，施琅一面继续上疏征台，争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面广交朝中大臣，争取他们对武力统一台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去就在京城待了十四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中旬才重返福建前线统兵准备收复台湾。
清廷在打破“海禁”，实施安抚和剿灭并举的同时，大幅度调整了对于投降人员优抚政策。一大批有经验的水军官兵进入清廷水师序列，清廷一律给予重用。可以说以施琅为海军提督的主要将领兵员都来自于原来郑芝龙、郑成功所训练的水师，海上作战能力大大加强，为最终武力收复台湾奠定了强大的军事基础。这一点乃是康熙大帝“以郑军收拾郑军”政策的巨大成功，也体现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巨大感召力。
清廷对于台湾投诚官兵都给予适当的安置与任用。实授郑鸣俊遵义侯、郑绪昌慕恩伯，同来其余大小文武官亦分别授职。其都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均任原职，并“给予全俸，赏赉有差”。有的降将仍在前线领兵打仗。如康熙五年（1666年）十一月，以投诚左都督杨富为浙江水师右路总兵官。投诚武官中有人适合并愿意为文职者，康熙特允兵部提请，令该地方督抚察明具体酌用。凡郑氏亲属来降者，予以优待。郑成功亲弟弟左都督郑世袭投降后，不仅授予精奇尼哈番世职给全俸，而且特殊给还郑芝龙已经入官变卖的家产。
就这样谈谈打打，又间以康熙朝对于“三藩之乱”的平息。到了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清廷镇守福建大帅康亲王杰书见郑经手下大将刘国轩固守海澄，一时难以攻取，便采纳中书苏埕的建议，派遣苏埕赴厦门与郑经谈判。苏埕转达亲王之意：“若贵藩以庐墓桑梓、黎民涂炭为念，果能释甲东归，照依朝鲜事例，代为题请，永为世好作屏藩重臣。”郑经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又按照侍卫冯锡范提议，附加两项条件：一是“将海澄为往来公所”；二是“年纳东西两洋饷六万两”。并遣宾客司傅为霖随苏埕去福州面见康亲王。康亲王以地方重务，责任全在总督，令其抵漳州面见总督姚启圣。这等于是节外生枝，不仅提出领土要求，而且还要截留东西海洋税收以为军饷。理所当然被姚启圣拒绝。启圣说：“寸土属王，谁敢将版图封疆轻易做公所？”且“无此庙算”，即皇帝无此意图为由，予以拒绝。
这位清初的康亲王和曾经是他属下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均非等闲之辈。
爱新觉罗·杰书（1645—1697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曾孙，礼烈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之孙，镇国公爱新觉罗·祜塞第三子，清朝宗室、重要将领，为清代六大亲王之一。顺治六年（1649年），袭爵封为郡王。顺治八年（1651年），加封号为康郡王。顺治十六年（1659年），因其伯父巽亲王满达海被追论前罪，最终被追夺谥法及碑文，降爵为贝勒。满达海之子爱新觉罗·常阿岱亦因父罪而被降爵为贝勒，礼亲王一系的铁帽子王爵位由杰书承袭为康亲王。
杰书是康熙一朝著名的八旗将领，正白旗都统，镇南大将军。康熙十三年（1674年），杰书率军前往浙江，剿耿精忠。康熙十五年（1676年），杰书兵进浙江，直捣福建，耿精忠大势已去，亲自到杰书军前投诚。十月，杰书入福州，平定耿精忠叛乱。同时，郑经部将许耀率三万兵攻福州，杰书大败郑军。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台湾的郑经遭到溃败，沿海的厦门、金门、铜山等地先后被清军收复，郑经被击败后率残部逃回台湾。
姚启圣，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字熙止，号忧庵，明代为秀才，从小有豪侠之气。顺治初年，清军占领江南。姚启圣前往通州，因被当地土豪侮辱而投效清兵，被委任为通州知州。姚启圣随即将土豪抓捕杖杀，后辞官离去。一次郊游萧山，姚启圣遇见两个兵卒抢掠女子，上前佯装好语相劝，夺取佩刀杀了兵卒，救下女子送还其家。姚启圣前往依附族人，被列籍汉军镶红旗。康熙二年（1663年），姚启圣在八旗乡试中考中第一名，被授予广东香山知县。前任知县因财政亏空数万而被下狱，姚启圣就代为偿还。不久后因擅自开放海禁，被弹劾罢官。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举兵叛乱，进入浙江境内，攻取温州、台州、处州等下辖县。康熙皇帝命康亲王爱新觉罗·杰书率兵讨伐，姚启圣与儿子姚仪募壮兵数百，赶赴康亲王麾下效力。姚启圣被委任为诸暨知县，剿平紫山土寇。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亲王将姚启圣的功绩上奏康熙皇帝，姚启圣因而被破格提拔为浙江温处道佥事。后随都统喇哈达剿平松阳、宣平县的叛兵。康熙十五年（1676年），姚启圣与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协同平剿耿精忠，攻打石塘，将木城焚毁，斩杀众多耿军，乘胜收复云和县。同年十月，姚启圣父子随康亲王军征讨耿精忠，军队攻入仙霞关，逼近福建，耿精忠投降。姚启圣被提拔为福建布政使。郑经占据漳州、泉州和兴化，清军前往征讨。吴三桂麾下将军韩大任骁勇善战，被称为“小淮阴侯”，自赣入汀试图与郑经会合。姚启圣将其说降，得到其部卒3000人编入亲军。康熙十六年（1677年），姚启圣随康亲王攻克邵武和兴化，完全收复漳、泉之地，郑经逃回厦门。总督郎廷佐上奏康熙称姚启圣与其子姚仪屡获战功，且养军购马、备置甲胄弓矢，先后用银五万两都是自己筹措出资，康熙皇帝下诏嘉奖，晋升福建总督。[2]
此后，姚启圣进一步加大招抚力度，甚至台湾来使傅为霖也为他所争取，为之散发招抚通告，联络内应。郑经各主要将领包括刘国轩都一再收到清廷的招降书。当时郑经官兵水陆数万，局促于狭窄地方，军饷不济，强征于民，不仅正常供给繁重苛刻，而且加派名目繁多，人民不堪负担，普遍不满，道路侧目。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郑军得知清军武力进攻金门、厦门，已成风声鹤唳，土崩瓦解之势。郑经从海澄调回刘国轩，一同逃回台湾，留守金、厦郑军纷纷降清。三月初，清军进驻金、厦。四月郑经手下大将朱天贵应招率领二万余兵，并船二百余艘降清。据统计，加上前往宁海将军喇哈达和巡抚吴兴祚军前投降的官兵，前后招抚郑氏集团以及和郑氏集团有联系的官兵计在十三万以上，被瓦解的尚不计其数。[3]
郑军官兵的大量降清，大大削弱了郑氏实力，充实了清军的海军队伍，使得不善水战的清军增加了有生力量，提高了水战能力，与郑军相比，态势逆转，由劣势变为优势，由被动变为主动。武力收复台湾的时机成熟。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清军在澎湖海域歼灭郑军主力。同时，姚启圣与施琅密切配合，在武力围剿和和平统一两手中交替使用。最终，统一台湾首功归于施琅，而姚启圣甚感到愤愤不平，不久背发疽痈在福州忧郁而亡。
清代学者姚启圣的绍兴老乡陶元藻很为老姚感到愤愤不平：
迨台湾之乱，冲锋陷阵，虽施琅功，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应时以输军饷，重犒以收士心，俾琅用兵多寡，出师缓急，靡不如意者，皆少保（即姚启圣）之力也。刘国轩败，澎湖凯旋，琅于海道奏捷，七日而抵京师，少保遣飞骑由内地驰报，迟琅二日，琅已先封靖海侯矣！
《清史稿·姚启圣、吴兴祚、施琅传》评论曰：
台湾平，郎专其功。然启圣、兴祚经营规画，勘定诸郡县。及金、厦即下，郑氏仅有台、彭，遂聚而歼，先事之劳，何可泯也？及琅出师，启圣、兴祚欲与同进，琅遽疏言未奉督抚同进之命。上命启圣同琅进取，止兴祚毋行。即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及，郁郁发病卒。功名之际有难言隐之矣。大敌在前，将帅内相争，审择坚任，一战而克。非圣主善驭群才，曷能有此哉！
也就是说，虽然后来在武力攻取台湾的过程中，施琅专有其功，但是和福建总督、巡抚姚启圣、吴兴祚的多年经营规划，收复郑军占有的诸多郡县，以及攻克厦门、金门，使得郑经、郑塽父子仅仅据有台湾、澎湖列岛，才能够聚而歼灭是分不开的。他们先前打下牢固基础，创建的功劳是不可泯灭的。及施琅出师，姚启圣、吴兴祚准备与他共同推进，施琅上书军事行动不能同总督、巡抚共同商量再推进，要求独立决策，不能和总督、巡抚共同会商后签署下达作战命令。这其实是完全不符合清朝体制的，但皇上竟然同意了施琅请求，只命令姚启圣负责保障前线的后勤补给，吴兴祚也不必随军作战推进，保障了军事命令不受督抚掣肘牵制，独立指挥推进。姚启圣的告捷疏文由于走陆路比施琅走海路迟了两天，康熙皇帝未及封赏，搞得老姚郁郁而遽然辞世。实在是在争取功名之际有难言之隐啊！收复台湾一战而克敌制胜，这和康熙皇帝对于施琅的高度信任，坚持让其独挡一面，防止大敌当前，清军内部争斗，干扰了台湾的收复，实在是和康熙皇帝善于驾驭人才是分不开的。
姚总督被活活气死后，进行了辞世后的离任审计，竟然发现他在任期间，利用修缮船舶、军械，造假账冒领贪污军饷四万七千多两银子，应该追缴。康熙皇帝念其收复台湾的功劳，全部豁免。也算是功过相抵了。[4]
[1] 《台湾外记·卷六》，第200页。见《康熙大帝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38页。
[2] 见《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列传四十七·姚启圣传》，线装书局，第1500页。
[3] 见邓孔昭著：《论姚启圣》，《台湾研究资料》1984年第一期。引自《康熙大帝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46页。
[4] 见《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列传第四十七·姚启圣传》，线装书局，第1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