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四年（659年）彻底拔除长孙无忌的这场大戏，台面上互斗的人物命运迥异。所有的纷争，其“表”是元老与新贵之争，其“里”却是阶层利益的碰撞。
斗争的根源在于魏晋以来有名的“门阀”制度。
门阀，又称“阀阅”“世族”或“士族”。总之就是好出身。“阀阅”的词源，就很说明问题，古代的官宦人家，门外都有两根大柱，左为“阀”，右为“阅”，是用来张贴功状的。后来人们就以“阀阅”来指代显赫人家。
门阀制度最初形成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
西汉的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当局十分崇尚儒学，所以当官的多以读经起家。他们的官做大了，就喜欢授徒讲学，把“学而优则仕”的诀窍往下传，以至门生故吏遍天下，渐成势力。其子孙也由于家学渊源，而能够继续做官。这么延续下去，到了东汉中期，就有了世代为官的“大姓”。
东汉的缔造者刘秀，在开国后大封功臣，造就了汉以来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豪门。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正式确立“九品中正制”，把门阀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确认。这个选官的办法，实际上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即由各郡推选出有声望的人作为“中正”，并按照才干分为九等，以备朝廷分配职务。那么，选谁不选谁，被推选者才干、人品如何，全由主持选拔的“大中正”说了算。
要是大中正既“中”且“正”，那倒还行，可以保证人才的质量。可惜天下没私心的人太少，因此推举上去的人不仅全是豪门子弟，而且难免有品行不端的阿猫阿狗，混杂着一大批无能而又骄奢的废物。
在汉代，被举荐的叫做“秀才”“孝廉”，结果老百姓编了顺口溜大加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南北朝时期，豪门士族控制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部分资源。晋南渡以后，琅邪大姓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为帝，世间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势力之大。
那时候，山东（泛指黄河中下游）有崔、卢、李、郑；侨姓（南渡人士）有王、谢、袁、萧；吴郡有顾、陆、朱、张，都是“金枝玉叶”。
士族不但掌控国家资源，享受各种特权，而且严重鄙视庶族，眼睛都长在脑门上。
士族可免徭役，婚姻还要讲门第。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往来。想要钻空子，门都没有。
豪门大姓把天下的好处占尽，这就不说了，关键是这一窝窝的“水葫芦”繁殖得太旺盛，会侵害到两大力量的利益。
一个是侵害了皇权。朝中尽是豪门大姓的人，名义上的最高执政者的号令，只要是不符合士族利益的，就可能出不了宫门。
另一个是堵塞了寒族子弟的上进之途——豪门手中的铁饭碗、金饭碗、编制、名额、好部门、好位置，凭什么让给你们这帮穷小子？
豪门士族，就这样上欺皇帝，下压寒门，成了谁也碰不得的“精英阶层”。
长孙集团所代表的，是创建李唐王朝的关陇贵族群体。只要是他们的子弟，条条大路通长安。仅以长孙无忌为例，家族中有多人官居四品以上，儿子皆任要职，族中子弟乃至族孙也都荫袭不断。一门高官数十人，遍布长安与各地。
这个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彼此又都是亲家，长孙与韩瑗、来济、于志宁、柳奭都有联姻。亲戚之外，还有门生故旧，枝叶蔓连，拔起萝卜带着泥。在当朝得意者，只要查一查背景，都有谱系，都有渊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皇帝当然也能认识到这群特权阶级的危害，第一个真正有意识地削减特权的是隋文帝。他大刀一挥，宣布消灭这万恶的“九品中正制”，同时开始实行“科举制”，把门阀制度砍开了一个大口子。
可是万事开头难，直到唐初，科举制取官的人数还是非常少，一科只有几十人，晋升速度也极为缓慢。而勋贵子弟上升极快，官都做得很大。
以上就是长孙无忌集团之所以专横于朝的一个大背景。武则天就是屁股坐在“庶族”位子上的“贵族”，所以她当然不能允许“士族”作威作福。
庶族地主是中小地主，他们在国家政权的底层，与社会基础、人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
武则天自然还不懂社会分析。但从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家性命这一实际的目标出发，她不清除这个势力集团，自己就难以翻身。武则天要把这个老牛用连环腿踹死，第一脚是修改《氏族志》。
要说这个修改《氏族志》的创意可不是她首发。
当年，由于建唐的功臣主要是关陇士族，因此太宗李世民一向对山东士族不太感冒，对他们在衰败之后靠门第卖婚而趋炎附势尤为不齿。为了打击一下他们的臭架子，太宗特指派吏部尚书高士廉领衔编撰《氏族志》。他明令，编写时要把以皇族为首的关陇士族的地位拔高，起码要与山东、吴郡士族坐上一条板凳。
这个高士廉是哪条板凳上的人呢？人家坐的是沙发。
他名俭，字士廉，渤海莜（今河北景县）人，是典型的山东士族；同时，也是当朝贵族，他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亲舅父；而且家族渊源深厚，爷爷高岳是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父亲高劢，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隋朝初年，高士廉的妹妹嫁给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了一子一女，其中的男孩就是长孙无忌，女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李世民的老婆长孙皇后。当时，妹夫长孙晟死得早，高士廉就把外甥和外甥女接到自己家中抚养，视若己出。高士廉很早就对李世民极为看好，主动将外甥女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
高士廉长于行政，精于文学。在“玄武门之变”中，他和外甥长孙无忌一块儿参与了密谋。事变当天，老头儿还亲率吏卒从监牢里放出囚犯，授以兵甲，组成临时队伍援助李世民，胆量也是不小。因而在贞观年间，他的官运也就极为亨通，历任侍中、安州都督、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申国公。
由此可见，这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一家三代仆射（宰相），儿子高履行为尚书、驸马（娶东阳公主），外甥长孙无忌为太尉，外甥女长孙氏为皇后。家门风光，一时无双。
他不知道是没领会皇上的精神，还是心中那份身为山东士族的骄傲让他放不开手。《氏族志》写好后，太宗翻开一看，差点儿气晕，发脾气说：“汉高祖与萧、曹、樊、灌（指萧何、曹参、樊哙、灌婴）在当时都是出身贫贱的布衣，你们现在还推重他们，难道是因为他们出身高贵吗？还不是因为他平定了天下，才主尊臣贵。那些衰微的旧门第，有什么值得仰慕的啊！真让人想不通。难道卿等看不起我给各位的高官厚禄？”好家伙，这句已经是软硬兼施连吓唬带威胁了。末了，他干脆做出明确指示：“不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高士廉虽然听懂了，但感情仍拗不过来，修改后的《氏族志》成了个折中的产物。他把皇族李姓列为一等，外戚为二等，终究照顾了士族把博陵崔氏列为第三等。
而武则天则做得更加彻底，她干脆就是打击士族（甭管是哪里的），抬高寒门庶族，让门阀制度见鬼去。
彻底颠覆门阀制度的导火索还是由许敬宗来点燃，他在显庆四年（659年）三月以《氏族志》不叙武氏郡望为由，奏请修改。李义府也耻其家族榜上无名，立刻予以附和。
于是高宗下诏，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庶族出身的中级官员主持修订，不让任何士族人士介入。首先，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淡化门第的观念。
《姓氏录》的编写原则是，以在朝任职高低为标准，“皇朝得五品官者书入族谱”，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不论门第，一概进入士流，不问你是豪门还是寒门，就算是打仗有功而当了官的军卒，也算数。此举一出，天下寒士尽欢颜。
第二脚就是禁止大族彼此通婚。
就在《姓氏录》新标准颁布的当年十月，新蹿上来的李义府自认为身份不错了，就向山东望族崔氏求联姻。他们不屑与李义府这样的庶族官员通婚，也不齿于李义府的品德。李大宰相气歪了鼻子，当即奏请：不许山东崔、卢、郑、王、李诸大姓彼此通婚。
高宗又同意了。他还特别限制了天下官民嫁女接受彩礼的数目，并严格禁止夫家接受“陪门财”，让旧贵族们休想靠嫁闺女、娶媳妇发大财。
高宗下诏后，这些门阀显贵们不听禁令，有的不再张扬，暗通了婚姻，有的宁可把女儿老在家里，也不与寒门异姓通婚。但是大姓在联姻上的优势毕竟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