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外无物
正德乙亥，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旧说之是。先生又论“尽心”一章，九川一闻却遂无疑。
后家居，复以“格物”遗质。先生答云：“但能实地用功，久当自释。”山间乃自录《大学》旧本读之，觉朱子“格物”之说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为物，物字未明。
己卯，归自京师，再见先生于洪都。先生兵务倥偬，乘隙讲授。首问：“近年用功何如？”
九川曰：“近年体验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诚意’。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诚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后又体验，觉得意之诚伪必先知觉乃可，以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为证，豁然若无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只是物欲蔽了，须格去物欲，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颠倒，与‘诚意’不成片段。后问希颜，希颜曰：‘先生谓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极好。’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希颜令再思体看。九川终不悟，请问。”
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浚所举颜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
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功夫。”
九川乃释然破数年之疑。
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又谓穷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与先生之说渐同。”
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
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
曰：“《中庸》曰‘不诚无物’，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译文】
正德十年（1515年），我在龙江第一次见到先生。当时先生正与湛甘泉先生讨论“格物”学说。甘泉先生坚持朱子之说。先生说：“这是向外探求。”甘泉先生说：“如果认为探求物理是外，那是把心看小了。”我本来十分赞同朱子的旧说。先生又讲了《孟子》中“尽心”一章，我听后才对先生之学没有怀疑。
后来先生在家闲居，我又向先生请教“格物”学说。先生回答说：“只要你能踏实用功，时日久了自会明白。”在山中居住的时间，我就抄录了《大学》旧本阅读，觉得朱子“格物”之说不对，但也怀疑先生将意的所在之处当作物的说法，认为这个“物”字的含义不明白。
正德十四年（1519年），我从京城归来，于江西南昌再次拜见先生。先生当时军务繁忙，只能抽空讲学。他首先问我：“近年来用功如何？”
我说：“近年来体会到‘明明德’的功夫只是‘诚意’。从‘明明德于天下’，一步一步追根溯源，到‘诚意’上就推不下去了，为何‘诚意’之前还有格物、致知的功夫？又经过一番体验，觉得意的诚伪必须先有知觉才行，颜回‘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可以为证。于是我豁然开朗，没有疑问，却又多了一个格物的功夫。又想到，凭借心的灵明怎会不知道意念的善恶？只是被物欲遮蔽了，须格去物欲，才能像颜回那样善恶都能知道。我又开始怀疑功夫的次序是否颠倒了，使得‘诚意’的功夫脱节。后来我问希颜，希颜说：‘先生说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说得极好。’我又问：‘为何是诚意的功夫？’希颜让我再仔细体察看看。但是我终究未能领悟，请先生指点。”
先生说：“真是可惜啊！这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你所举的颜回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只要知道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事就可以了。”
我疑惑地问：“物在身外，怎么能够和身、心、意、知是一件事呢？”
先生说：“耳、目、口、鼻、四肢，是身体的部分，但是没有心又怎能视、听、言、动呢？心要视、听、言、动，没有耳、目、口、鼻、四肢也不行。所以没有心就没有身，没有身就没有心。就其充塞于形体而言称之为身，就其主宰行动而言称之为心，就其发动作用而言称之为意，就其意念灵明处而言称之为知，就意念指涉之处而言称之为物，只是一件事。意念不能悬空存在，必然指向事物。所以要诚意就要随着意所指向的事物去格，摈弃人欲使其归于天理，那么良知在这件事上就不会被蒙蔽，就可以致知了。这就是诚意的功夫。”
我几年的疑惑豁然开朗。
我又接着问：“甘泉先生近来也相信《大学》旧本，认为‘格物’就是‘造道’，又说穷理的穷就是穷其巢穴的穷，是亲身进去的意思，所以格物也只是随处体认天理，这似乎与先生的学说有些相同。”
先生说：“甘泉肯用功，所以他能转过弯来。当时我对他说‘亲民’不必改为‘新民’，他也不相信。如今所论的‘格物’同我的观点却相近了。不过在我看来，不必把‘物’字改为‘理’字，仍然用‘物’字就可以了。”
后来有人问我：“现在为何不怀疑‘物’字了？”
我说：“《中庸》说‘不诚无物’，程颢说‘物来顺应’‘物各付物’‘胸中无物’等等，都是古人常用的字。”后来先生也这样说。
【度阴山曰】
这段洋洋洒洒的陈九川追忆，归根结底，只是说了一个主旨：心外无物。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包含三个内容。
第一，万物一体，万物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无人敢说自己的四肢、头、五脏六腑是心外之物，因此心外没有物。
第二，物者，事也，你做事必须用心指使你身体某些部分，不指使，心就不会动；心不指使你身体的某些部分，那么，也就没有事发生了。
比如，你要吃猪头肉，猪头肉不是一“物”，吃猪头肉才是一“物”。表面看，你是用嘴吃的，但背后指使你嘴的却是你的心，只有你的心想吃猪头肉了，才会指使你的嘴去吃，这一吃，就有了吃猪头肉这件事、这个“物”。
所以王阳明才说，身、心、意、知、物是一回事。先来看“身心”的关系：身心是互依互存的，没有身就没有心，没有心就没有身。
再以吃猪头肉来讲：只有既有身又有心的大活人才能吃猪头肉，吃这一动作的发生，是因为你想吃。“想吃”就是意，吃猪头肉而不吃别的，是我们良知的判定，这种判定可能和你的好恶有关，可能和当时的情境（只有猪头肉）有关，无论是哪种，你吃猪头肉都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食用，而且味道不错。
“可以食用，味道不错”就是你良知的判定，这就是“知”。
“吃了猪头肉”则是“物”。
由此可知，身、心、意、知、物，缺了谁，吃猪头肉这件事都不可能发生。
第三，“心外无物”是一种概念，同时也是心学所提倡的。其实客观存在的“物”很多，我们不能把注意力分散在所有的物上，我们只能集中那么几点。这就需要我们聚精会神于某几件事，如此一来，就能投入最大智力和精力于这件事上，成功的概率则会大大增加。
如果我们对心外的一切物都在乎，那就会成为“样样通，样样松”的半吊子，累个半死，到头来一事无成。
王阳明生活的明代，社会生活五花八门，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更是丰富多彩。这就需要我们不把精力浪费在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上，人生在世，其实只有那么几件事是重要的：亲人的健康、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不复杂的朋友圈。人只需在这几件事上用心，就足矣，如果能用心把这几件事做好，就是阳明心学所倡导的“心外无物”。
念头三要素：不停息、要正、要收得住
九川问：“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惟不能，愈觉扰扰。如何？”
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
曰：“当自有无念时否？”
先生曰：“实无无念时。”
曰：“如此却如何言静？”
曰：“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
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曰：“‘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体之念即是私念。”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
曰：“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
曰：“昔有人静坐，其子隔壁读书，不知其勤惰。程子称其甚敬。何如？”
曰：“伊川恐亦是讥他。”
【译文】
九川问：“近年来因为讨厌流行的泛滥学问，每次要静坐，屏息凝神，不但做不到，反而觉得更为困扰。为何会这样？”
先生说：“念头怎么能够止息？只是要让念头中正而已。”
九川说：“那就不存在没有念头的时候了吗？”
先生说：“确实没有。”
九川说：“如果这样，又该如何理解静呢？”
先生说：“静中未尝没有动，动中未尝没有静。戒谨恐惧就是念头，怎能区分动静呢？”
九川说：“周敦颐先生为何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先生说：“‘无欲故静’，周敦颐先生所说的‘静’，就是程子所说的‘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是指本体。戒慎恐惧的念头是活泼的，这正是天机流动不息之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旦停息就是死亡。不是从本体发出来的念头便是私念。”
九川又问：“当用功专心的时候，如果有声色在面前，还一如往常去看、去听，恐怕就不是专一了？”
先生说：“怎么能够想不看、不听呢？除非是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耳聋目盲的人才能够做到。只要心不随着所看、所听的东西流转就是了。”
九川说：“从前有人静坐，他的儿子在隔壁读书，他却不知道儿子是勤奋还是懒惰。程颐先生称赞他能够持敬，为何？”
先生说：“伊川先生恐怕是在讥讽他。”
【度阴山曰】
程颐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有人来找他，说：“我是个特别专心致志的人。”
程颐问：“为何这样说？”
此人回答：“我在静坐时，儿子在隔壁读书，我都不知道他是勤奋还是懒惰。”
程颐夸奖他：“你的确是个持敬（专心致志）的人。”
陈九川和王阳明谈起这件事，王阳明却说：“程颐恐怕是在玩冷幽默，因为这种专心致志的程度，恐怕只有‘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耳聋目盲的人’才能够做到。”
王阳明在这段话中谈到三个问题：一是念头不息；二是念头要正；三是念头要收得住。
凡是人，不可能进入庄子所谓“坐忘”的心斋境界，人纵然在静坐时，内心深处也会有所念想，这念想就是“戒慎恐惧”，人要么是“戒慎恐惧”，要么就是非“戒慎恐惧”，诸如为名为利的远大理想，整治他人的阴谋之想，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这是其一，但凡是活人，念头就没有息时。
其二，我们的念头必须正，非出于本体发出的念头就是私念，就是非正念。什么是本体？当然是良知。所思所想，必须是良知判定为正的才是正念。
其三，坏的念想要及时去除，纵然是好的念想，也不能随其泛滥。读书时，突然听到好听的曲子，突然看到美色，欣赏一下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就放弃了读书，而真的去听曲子，赏美色了。
这就是念头三要素，缺一不可。
事上磨炼，练的是内外合一
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
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浚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后在洪都，复与于中、国裳论内外之说，渠皆云：“物自有内外，但要内外并着功夫，不可有间耳。”以质先生。
曰：“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是日俱有省。
【译文】
九川又问：“静坐用功，颇能感到内心的收敛。遇到事情又中断了，马上起个念头到事上反省体察。事情过后又寻找以前的功夫，仍然觉得内与外有差别，无法融为一体。”
先生说：“这是对格物的学说理解得不透彻。心何曾区分内外？就像你现在在这里讲论学问，难道还有一个心在里面起作用吗？在这里听讲时专心恭敬，就是静坐时的心。功夫是一以贯之的，何必再起一个念头？人必须在事情上磨炼，功夫才会有长进。如果一味地喜欢静守，遇到事情便乱了方寸，终究没有长进。那种一味求静的功夫看似在收敛，其实却在放纵心体。”
后来在南昌，我又和于中、国裳讨论内与外的学说，他俩都说：“事物原本有内外之分，只是要内外一起用功，不能有所间隔。”九川就此请教先生。
先生说：“功夫离不开本体，本体原无分内外。只是后来做功夫的人将其区分为内外，故而失却了功夫的本然面貌。现在正是要讲清楚，功夫不必有内外，才是有本体的功夫。”这一天大家都有所领悟。
【度阴山曰】
有个叫梁日孚的向王阳明学习，学习得有滋有味，后来因为要参加进士考试，必须离开王阳明。他很不舍，认为离开了王阳明，人生就废了。
王阳明告诉他：“你来学大道，你觉得圣人的大道真有固定的形体吗？大道能够被时间限制、被空间限制吗？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保持清醒状态。”
梁日孚思考了半天，终于恍然道：“我慢慢地接近圣人的大道了。圣人的大道，在心上追求，所以不局限于什么事；用心中的天理表达，所以不局限于什么物；用与生俱来的人性发挥，所以不被时间限制；用精神驾驭，所以不被空间控制。为什么一定要长期地待在先生的门下呢？”
王阳明就微笑说：“你呀，接近大道了。”
二人的对话，其实就是通过事上磨炼，达到内外合一之境。事上磨炼，不必局限时间、空间，更不能局限于事情和物体。再任何时间和空间中，对待任何事和物，都应该以一种心意对待。无事时，如此；有事时，更要如此。
人在无事时如果不胡思乱想、心中宁静，便最接近圣人。此时的心能应对万事万物，但一有事，就发蒙，这就是内外没有合一的缘故。如何做到内外合一？就是要事上磨炼。
所谓事上磨炼，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哪怕最微小的名利财货的**，也要不为所动。如此，不断积累这种心态，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达到内外合一的境界——即便遇到人生大事时，此心仍然是那颗对待名利财货不动的心。
陆九渊心学“粗”在哪里
又问：“陆子之学何加？”
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
九川曰：“看他论学，篇篇说出骨髓，句句似针膏肓，却不见他粗。”
先生曰：“然。他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摹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
【译文】
九川又问：“陆九渊先生的学问如何？”
先生说：“周敦颐、程颢以后，还数陆九渊的学问最得圣道，只是粗糙了些。”
九川说：“我看他讨论学问，篇篇都道出了精髓，句句都是针砭膏肓，并没有看出粗糙之处。”
先生说：“是的。他在心体上下过功夫，与只是揣摩效仿、在字义上探求的学问当然不同，但仔细看看还是有粗糙之处的，你用功久了自然看得到。”
【度阴山曰】
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和心学宗师陆九渊在鹅湖书院进行了一次长谈，中国思想史将这次长谈称为“鹅湖之会”。所谓长谈，就是吵架。朱熹说陆九渊的学说有问题，陆九渊说朱熹的学说有毛病，二人吵架的焦点就在“道问学”和“尊德性”上。
朱熹主张“道问学”，直白而言就是知识，陆九渊主张“尊德性”，简单而言就是道德。
王阳明曾说朱熹的理学“支离”，意思是，知识和实践分开了。而对陆九渊学说的评价是“粗”，认为它只关起门来关注道德修养和灵性提升，不去现实中完成这些，可谓是空中楼阁。
简单而言，虽然陆九渊和王阳明都主张“心即理”，但陆九渊缺少了“事上练”这一关键环节，所以陆九渊心学和阳明心学可谓天壤之别。
陈九川说陆九渊讨论学问，篇篇道出了精髓，句句都能针砭膏肓，并没有看出粗糙之处。王阳明只是淡淡地告诉他，你用功久了自然能看到他的“粗”。
王阳明说，心，在物为理，心中有天理，必须去心外呈现，如此才能知行合一，内外合一。陆九渊的“粗”就是少了这个。
如果以鹅湖之会的分歧讲，陆九渊主张“尊德性”，王阳明则主张“尊德性”和道问学是一回事。道德和学问本身就是一回事，真正的学问是提升道德的，真正的道德也能稳固学问。
对镜应感，就是致良知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
【译文】
正德十五年（1520年），我到虔州再次拜见先生，问：“近来我下功夫虽然稍微知道些关键，却很难找到一个安心愉悦的境界。”
先生说：“你要在心上寻找天理，这就是所谓‘理障’。这当中有个诀窍。”
九川问：“请问是什么诀窍？”
先生说：“就是致知。”
九川说：“要如何致知？”
先生说：“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点不得隐瞒。你只要不欺骗它，踏踏实实地按照它的指示去做，善念便存、恶念便去，这是何等安心愉悦！这便是‘格物’的秘诀，便是‘致知’的实在功夫。如果不依靠这真正的关键，要怎么去格物？我也是近年来才体会得这样明白，刚开始还怀疑仅仅依靠良知恐怕还不够，仔细体察后才发现丝毫不曾欠缺。”
【度阴山曰】
东晋时期有个叫殷浩的清谈之士，到处炒作自己，后来终于被政府重用，成为重臣。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北伐。
结果，他被打得满地找牙，遁回东晋。中央政府大将军桓温咆哮如雷，上了一道奏疏，抨击殷浩是个废物。东晋政府立即撤了殷浩的全部职务，将他贬到一个小县城，没有政府命令，不得离开县城半步。
殷浩住进凄凉的小县城中，每日烦躁得要死。不过他掩饰得特别好，和人见面谈话，始终保持着名士的微笑，虽抑郁地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却常常和人说，自己为国忧劳，得了心肌炎。但如果独处时，他就常常下意识地用手指在空中画着“咄咄怪事”字样。
也许他认为，北伐失败就是咄咄怪事。他未出山时，曾多次在脑海中设想战争，他多次看到自己制订了天衣无缝的作战计划，然后指挥若定，所向披靡。但令他大惑不解的是，想象和现实居然不是一回事！
就这样，愁闷了很久，眼看就要郁郁而终。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了桓温的来信。
桓温在大权独揽后，立即想到应该树立个爱护名士的标牌。当时的名士，所剩无几，所以，他马上就想到了蜷缩在小县城里的殷浩。
但绝对不能让殷浩带兵，桓温说，就让他做个高大上却不承担具体事务的官——尚书令吧。
殷浩拆开这封信，迅速扫了一遍，核心字眼就进了他的心。他狂喜地险些晕倒，手指因激动而颤抖，热血直向脑门冲。他不相信这是真的，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很痛，这是现实。又去看手里的信，信在，文字清晰地显示，桓温要他出山做官！
他跑出房间，站在阳光里，一个字都不落地看了一遍，再朗诵了一遍，最后，他确信桓温是要他出山做官！
他的心，五味杂陈。当初就是桓温这禽兽把他弄到这个小县城的，如今却是这个禽兽要拯救他，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殷浩不知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他只知道一件事：桓温请他出去做官。接下来的事自然就是，给桓温回封信。
这封信其实很容易回，无非是感谢桓温的赏识，然后谦虚一下，最后再说如果桓温不嫌弃他，他愿效犬马之劳。
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就比较麻烦。感谢桓温的话不能说得太肉麻，否则就有失名士风范；谦虚的话要浅尝辄止，千万不能过了头，让桓温误会自己真不想出去做官；至于说犬马之劳，那就更要万分斟酌，他毕竟是个名动天下的人物，不能失了骨气。
不考虑得这么缜密还好，一如此考虑，殷浩就患得患失起来，提笔写信，每写一句，都觉不妥。最后是每写一字，他就觉不妥。于是，他将写好的信拆了又封，封了又拆，不断修改，不断重写。如是反复了几十次。
这种神经质的行为，不可能成全好事，只能坏事。殷浩被自己搞得恍恍惚惚，物我两忘。就在这种晕晕乎乎的状态中，他把一封白纸封进信封，送了出去。
一万分的谨慎和斟酌，换来的竟然是一封白纸信，这让人在捧腹大笑的同时，更为殷浩扼腕长叹。
如你所知，桓温接到那张白纸后，七窍生烟：“老子我好心好意请你出来做官，你却弄个天书作为报答，耍猴是这样耍的吗？！”
自此，桓温再也没有和殷浩联系过。殷浩等了很多天，不见桓温回信，不禁懊悔道：“信中还是有不妥的言辞，我真是愚蠢啊。”
他哪里知道，信中根本没有不妥的言辞，而是就没有言辞。
如何致良知？
王阳明说，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点不得隐瞒。你只要不欺骗它，踏踏实实地按照它的指示去做，善念便存、恶念便去，这是何等的安心愉悦！
套用殷浩写信的故事，你的意念就是要出去做官，那就不要欺骗这种意念，立即给人家回信。可他又碍于名士的虚名，瞻前顾后，欺骗良知，如此一来，私念进来了。私念一来，顾虑就多，顾虑一多，内心就不宁静，不信良知的初始判断，最后，出事了。
我们的人生中，总能遇到各种事情，事情一来，我们最先做出的判断就是良知的判断，只要你抓住它，不要欺骗它，是便是，非便非，立即行动，万事大吉。
倘若抓住它，却不相信它，按照你从前的人生经验来否定它，甚至是欺骗它，是不是是，非又不是非，模棱两可，或者背道而驰，这就是理障，非致良知。
致良知就是行良知，依凭良知的判定去行动，就是知行合一，就是格物（在事上正念头），就是致知。
1519年，王阳明用了不到50天的时间，彻底平定拥有精锐20万的宁王朱宸濠。这就是致良知的结果，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击败强敌，这就是良知的威力。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这一功业面前，恐怕只是小儿科。
事后，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如此说道：“致良知，就是对境应感……”
所谓对境应感，就是突然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与境合一，便能得出最佳应对的方法。
王阳明说，在突发状态下，最容易体现良知的宏大价值。平时不遇急事，从容不迫，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但战场上，呼吸存亡只在一念间，必须全神贯注。刹那之间，念头顿生，抓住这个念头，以良知判定，良知一判，立即行动，绝不容转念和思考。在这刹那之间，不欺良知，不忘良知，即能天人合一，情境合一，知行合一。
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
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
于中起，不敢当。
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
于中又曰：“不敢。”
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
于中乃笑受。
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
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
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
先生曰：“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曰：“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译文】
在虔州时，九川与于中、谦之一起陪同先生。先生说：“每个人胸中都有圣人，只因自信不够，自己把心中的圣人给埋没了。”于是先生看着于中说，“你胸中本来有个圣人。”
于中站起来，表示不敢当。
先生说：“这是你自己本就有了，为何要推辞呢？”
于中又说：“不敢。”
先生说：“大家都有，何况你于中？为何要谦让起来？这是谦让不得的。”
于中才笑着接受。
先生又说：“良知在人心中，无论你如何做，都无法泯灭它。即便是盗贼也知道不应当做盗贼。喊他是贼，他还不好意思。”
于中说：“这只是由于物欲遮蔽。良知在心中，自然不会丧失。好比乌云蔽日，太阳又何曾丧失？”
先生说：“于中你如此聪明，别人未必有你这样的见识。”
先生说：“把这些道理认识透彻，无论千言万语，是非真假，一看便明白。符合的就对，不符合的就错，好比佛家说的‘心印’一样，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说：“人如果知道良知这个诀窍，无论有多少邪思枉念，只要良知一觉察，自然会消除。真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度阴山曰】
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心中也有他牵挂、爱的人。严嵩可谓大奸大恶，但对儿子严世蕃确实疼爱有加，这种亲情就是我们人类心中的圣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圣人，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为尧舜”，也是中国人的信仰“人皆可为圣贤”，用王阳明的解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良知，依着良知去做，就是圣人，违背良知去做，就是恶人。
良知在人心中，无论你怎么做，它都不会消失，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圣人。
当然，“人人心中有个圣人”还可以这样理解：若是真正的人，心中总有股正气在，这正气一方面来自良知，一方面来自古圣先贤。而这些古圣先贤就是我们心中的圣人，他们能激励我们天天向上，勇向光明。
最后，王阳明总结良知之神奇：人如果知道良知这个诀窍，无论有多少邪思枉念，只要良知一觉察，自然会消除。真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的确，这就是良知神奇之处，也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神奇处。
致良知，永无止境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
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先生问：“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
九川曰：“自觉不同。往时操持常不得个恰好处，此乃是恰好处。”
先生曰：“可知是体来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
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译文】
崇一说：“先生把致良知的宗旨阐释得淋漓尽致，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深入的余地了。”
先生说：“怎么能说得如此容易！你再用半年功夫看看如何？再用一年功夫看看如何？功夫越久，越觉得不同。这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
先生问：“九川你对致良知的学说体会得怎样了？”
九川说：“感觉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操持时常常不能恰到好处，现在可以了。”
先生说：“由此可知体会到的与听到的不一样。我刚同你讲的时候，知道你稀里糊涂，体会不到什么。从恰到好处再往下深入，每天都会有所不同，没有穷尽。”
先生又说：“这‘致知’二字，真是千百年来圣贤流传的秘密，懂得这个道理，便能‘百年以后圣人复出也不会有疑惑’。”
【度阴山曰】
王阳明“致知”之旨是如何发挥的呢？
致知就是致良知——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点不得隐瞒；你只要不欺骗它，踏踏实实地按照它的指示去做，善念便存、恶念便去。
弟子欧阳崇一觉得，王老师已经把“致知”的宗旨阐释得淋漓尽致，成为永恒真理，从此后，众人致良知只要按这一模式，就一劳永逸，亘万古而不灭了。
但王阳明却说他说得太容易了。
王阳明为何这样说，因为在他的心学中，没有永恒真理这一说。今日学到这里，感觉有所收获，那就按这收获去做。明日又有收获，那就按明日收获去做，千万不能用前日之收获来恒定将来一切，这就犯了执的毛病。
也就是说，致良知是永无止境的。一方面，我们要不停地致良知，将其培养成惯性，日后一遇事，良知不用你思考，马上会给你做出正确判定；另外一方面，良知虽然现成，但其光明程度有不同，今日致良知光明了一点，明日致良知又光明了一点，这就是进步。
这就是致良知永无止境的原因。
我们不能因为今日听凭良知做了件简单的好事，就认为我们以后能做所有的好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日听凭良知去除了一个简单的恶念，就认为以后能去除所有的复杂的恶念。世界复杂，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才要每天都致良知，学致良知，优化自己的道德感、强化自己的判断力，永无止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王阳明所谓的“致良知是千百年来圣贤流传的秘密”这句话的真谛！
致良知就是体用一源
九川问曰：“伊川说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处，门人已说是泄天机。先生致知之说，莫亦泄天机太甚否？”
先生曰：“圣人已指以示人，只为后人掩匿，我发明耳，何故说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觉来甚不打紧一般。然与不用实功人说，亦甚轻忽，可惜彼此无益；与实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译文】
九川问：“程颐先生谈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时，学生说他泄露天机。先生致知的学说，莫不是泄露了太多天机？”
先生说：“圣人早已把致知的学问指示给人看，只是被后人掩盖了，我不过是把它揭示出来罢了，怎么能说是泄露天机呢？良知是人人具有的，只是人们无知无觉罢了。如果对那些不肯切实下功夫的人说，他们对此肯定十分轻视，对彼此都没有益处；如果对那些肯切实用功却不得要领的人讲明白，对他们就大有裨益了。”
【度阴山曰】
程颐阁下曾提出这样的理念——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有弟子一惊一乍地说：“老师，您泄露天机了。”其实说泄露天机，只是弟子拍马屁，因为还远未到那个程度。不过，“体用一源”的确有些意义。
在程颐之前，有人看重“用”轻视“体”，因为“体”虚幻而难以认知，“用”则显而易见。比如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大家都看到了他的坠落过程，这是显而易见的，可人们看不到的是他为何会向下落，而不是向上，这就是“体”——重力。
程颐则说，没有“体”就没有“用”，体用一源，你必须知道“体”，才能更加清晰地明白“用”——知道了重力，当看到有人站在高处时，就该立即阻止他向下跳。
致良知其实也是体用一源，有弟子学程颐弟子拍王阳明马屁：“您这个致良知学说恐怕是道破天机了。”
王阳明心不在焉地说：“这算什么天机，圣人早就把致良知的学问指出来了，只不过，没有人看罢了。良知人人都有，我现在只是告诉了他们这一事实而已，天机如果这么简单，那还叫天机吗？！”
一个人说，我有良知，但不致，这就是体用分离，体用本是一源，如果分离，不但没有了“用”，“体”也没有了。
所以，真正的天机就是，体用合一，知行合一。
若说王阳明道破天机，正在此。他是想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的“体”都必须以“用”呈现，就不是真的“体”，自然也就没有“用”。
正如他解释知行合一：真知必能行，不行就不是真知。套到体用合一上，真体必能用，不用和不能用就不是真体。
经历之后才能真知
又曰：“知来本无知，觉来本无觉。然不知则遂沦埋。”
【译文】
先生又说：“知道了才知道本无所谓知道，觉悟了才发现本无所谓觉悟。但如果不知道，那么自己的良知便会沦陷、埋没。”
【度阴山曰】
汉初名将周勃，年轻时曾听人说监狱黑幕，无论你是多么大的官，只要进了监狱，哪怕一个小小看守都能把你治得服服帖帖。
周勃不相信，他说，一个小看守能有多大本事。
后来，汉文帝上台，周勃功高盖主，汉文帝就找了个罪名，把他扔进监狱。
这回，周勃终于明白了监狱黑幕是怎么回事。他开始还想在监狱里耍威风，仗着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没有把狱卒们放在眼里，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狱卒们开始羞辱他，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来，他开始巴结狱卒们，送钱送物。狱卒们很高兴，就给他出主意：“你若想出去啊，只能找你儿子。”
周勃的儿子是驸马，其实狱卒说找他儿子，说白了就是让他找公主。
公主很快就出马，请来了薄太后，薄太后就去对儿子汉文帝说：“把周勃放了吧，他也知道自己错了。”
汉文帝立刻放了周勃。周勃出了监狱门，大有重生之感，不由叹道：“我曾经只当率领千军万马就已够威风了，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一个小小的狱卒有时候也比我强啊！”
人总是这样，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只有经历过了，才会豁然大通：哎呀，原来是这样啊。
人生的境界，就是经历许多事后的真知。没有经历就没有人生境界。但经历之后，总会有种“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感觉：原来不过如此。
这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才叫人生境界。我们绝不能把经历过的事，无论好事还是坏事，一直放在心上，而是要把它快速忘记，所经历的事本身不宝贵，它留在你心上的那些感悟才最宝贵。
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知道了才知道本无所谓知道，觉悟了才发现本无所谓觉悟”，它既是一种境界感悟，也是一种提醒。
对朋友的态度：劝导鼓励
先生曰：“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
后又戒九川云：“与朋友论学，须委曲谦下，宽以居之。”
【译文】
先生说：“但凡对待朋友，应当少一些批评指摘，多一些劝导鼓励才好。”
尔后先生又告诫九川，说：“与朋友讨论学问，应当谦虚委婉，宽以待人。”
【度阴山曰】
春秋时期，齐国人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
管仲家里穷，鲍叔牙小康，所以鲍叔牙总给予经济救助。鲍叔牙后来和管仲做生意，鲍叔牙投资金钱，管仲投资头脑，赚了钱后，鲍叔牙拿得少，管仲拿得多。
有人就为鲍叔牙打抱不平，说：“你出的钱，他出的力，为什么分钱时他拿得多，至少应该一人一半。”
鲍叔牙说：“管仲家里贫穷，多拿钱是要养家。”
后来，二人去参军。每次进攻时，管仲都躲在鲍叔牙身后，而且一见苗头不对就逃跑。有人说，管仲是个胆小鬼。鲍叔牙解释道：“你们误会他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他的命去照顾老母亲呀！”
管仲听到鲍叔牙这些话后，流下眼泪道：“生我的是父母，最了解我的人是鲍叔牙呀！”
后来，管仲在鲍叔牙的推举下成为齐国宰相，他辅佐齐桓公把齐国锻造成第一光辉帝国，齐桓公也成为霸主。
管仲后来说：“如果没有鲍叔牙的体谅和鼓励，哪里有我的今天啊。”
这就是管鲍之交。
“管鲍之交”的主题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对待朋友应该“少一些批评指摘，多一些劝导鼓励”。
鲍叔牙对管仲的鼓励简直是纵容。管仲家贫，他就给钱；管仲需要钱，他就毫无原则地把做生意赚来的大部分钱都给管仲；管仲阵前逃跑，他还为管仲开脱。
其实交朋友，不就是应该像鲍叔牙一样吗？
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如果你只盯着对方的缺点，批评指责，那你们的友谊肯定会夭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听进逆耳之言。
我们为何要对朋友劝导鼓励？因为人皆有良知，当你为他好，并且把他看得很重要时，他的良知能做出正确判断，会和你肝胆相照。
中国古人最伟大的发明就是，人性本善。无论是什么人，本性是善的，当他做了一件错事时，如果我们能考虑其本性，就会多一份宽容和包容。而这种宽容和包容正是最完美的为人处世之道。
劝导鼓励，不仅仅是对朋友，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是初次见面的人，都是致良知。
九川卧病虔州。
先生云：“病物亦难格，觉得如何？”
对曰：“功夫甚难。”
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问：“自省念虑，或涉邪妄，或预料理天下事，思到极处，井井有味，便缱绻难屏。觉得早则易，觉迟则难。用力克治，愈觉扞格。惟稍迁念他事，则随两忘。如此廓清亦似无害。”
先生曰：“何须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
九川曰：“正谓那一时不知。”
先生曰：“我这里自有功夫，何缘得他来？只为尔功夫断了，便蔽其知。既断了，则继续旧功便是。何必如此？”
九川曰：“直是难鏖。虽知，丢他不去。”
先生曰：“须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义所生者’。胜得容易，便是大贤。”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
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译文】
九川在虔州生病了。
先生说：“病这一事物很难格正，你觉得如何？”
九川说：“这个功夫确实很难。”
先生说：“时常保持快活就是功夫。”
九川问：“我反省自己的念头思虑，有时涉及邪恶妄念，有时又思考平治天下，想得最深的时候，感觉到津津有味，难以摈去。发现得早还容易去除，发现得晚就很难去除。用力克制，越发觉得难以抵挡。只有去想别的事才能忘掉。这样清除思虑好像也没什么害处。”
先生说：“何须如此？只需要在良知上下功夫。”
九川说：“我说的正是良知不在的时候。”
先生说：“我这里自然是有功夫的，怎么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只因为你的功夫间断了，蒙蔽了良知。既然功夫间断了，继续原来的功夫便可。何必要那样做呢？”
九川说：“那真是一场鏖战。虽然知道却又去不掉。”
先生说：“这需要勇气。用功久了，自然勇敢。所以说‘是集义所生者’。如果能轻易战胜思虑，便是大贤人了。”
九川问：“致良知的功夫虽能在心上体验明白，却解释不通书上的文句。”
先生说：“只需要在心中理解便可。心中明白，书上的文句自然融会贯通。如果心中不通透，只想在书中的文义上求通透，却会生出许多其他意思来。”
【度阴山曰】
1507年，王阳明抵达贵州龙场驿站时，面对的是绝境。当人面对绝境时，最先感知这绝境的其实是身体，然后才是心理。
当时的贵州龙场驿站，有瘴疠之气，有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有阴暗潮湿的山洞，就是没有正常人可以居住的地方。王阳明天生又有肺病和肠胃疾病，来到这种地方，身体自然无法忍受，所以很快，他就想到死亡。
离王阳明一千五百多年前，有个叫苏武的汉朝官员被匈奴扣押，匈奴人把他流放到环境恶劣的贝加尔湖放羊，苏武每天缺衣少食，很多次险些被冻死。身体受到的巨大创痛，让他也多次想一死了之。
但无论是苏武还是王阳明，最后都活了下来，而且名垂史册。
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有时候，肉体的痛苦比精神的痛苦更易让人崩溃，向生命缴械投降。因为肉体痛苦是迅猛而易感的，哪里疼痛立即就会有反应，不像心理疾病那样悠长缓慢。人的肉身很难经得起那些直接的痛苦，肉体痛苦的可怕不在其本身，而是接踵而来的精神痛苦。
人但有一口气在，就能活。但没有了斗志，死亡就在眼前。
陈九川得病后，感觉到痛苦不堪，所以他对王阳明说，这个肉体疾病很难格。
王阳明也承认，因为他也遭受过。他之所以能挺过来，有个秘诀：常快活。
当初他在龙场，千方百计转移肉体带来的疼痛的注意力，他修建简陋的住所，给其取一个好名字，他常常唱家乡小调，而且学着种菜煮饭。
常快活其实就是转移注意力，而这种转移又有个诀窍，就是勇。
人肉体受伤害时，精神会来帮忙，生出种种思虑。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有人说，要拼命地克制它。这种论调也有道理，可未必有效。我们在经受肉体痛苦时会产生各种思虑，而思虑或者说是心理是有一定规律的。恐惧、焦虑、空虚，这些负面的心理就会冒出。当它们冒头时，千万别拼命克制它，而是要顺着它的规律。所有的心理情绪，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有一定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产生、发展、**、没落、死亡。
要勇，就是要敢于承认它的这个规律，然后勇敢地顺应这个规律。
如何顺应这个规律呢？
通俗而言就是，为所当为。问自己一句：如果没有这些负面情绪时，你平时都做什么？
吃饭、工作、睡觉……
总之，就是要以“平常心”——平常是怎样，现在就是怎样——来对付它。
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只要用心用力，就必能成功。
生活和工作中才是最好的修行道场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
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有一位先生的属官，长期听先生讲学，说道：“先生您的学问十分好，可是文书、断案繁杂困难，无暇去学习。”
先生听到这句话，说：“我何时教你离开文书、断案凭空去做学问？你既然要处理官司，便在处理官司上做学问，这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断案，不能因当事人回答时无礼就发怒；不能因其言辞婉转就高兴；不能因厌恶其说情就故意惩罚；不能因其苦苦哀求就屈意答应；不能因自己事务繁冗就随意糊弄；不能因旁人诋毁、罗织罪名就听之任之。这许多的情况都是私意在作祟，只有你自己知道，必须精细体察、反省克制，唯恐心中有一丝一毫的偏移就错断了案件的是非。这就是格物，就是致知。文书、断案之间，无非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如果离开了事物去做学问，反而会落空。”
【度阴山曰】
王阳明曾在给弟子徐成之的一封信中明白无误地说道：政事虽剧，即是学问之地，因为修己治人，本无二道。
“修己治人，本无二道”就是对“政事虽剧，即是学问之地”的解释：修己要在治人中，凭空修己，绝对治不了人。再进一步说，修己治人是一回事。
和王阳明谈话的这位官员就有这样的错误认识：修己治人是两回事，要修己就不能治人，要治人就无法修己。
王阳明则说：“我什么时候让你离开治人去凭空修己？”
接着他就开始教育这位官员：断案时，不能因当事人回答时无礼就发怒，不能因其言辞婉转就高兴，不能因厌恶其说情就故意惩罚，不能因其苦苦哀求就屈意答应，不能因自己事务繁冗就随意糊弄，不能因旁人诋毁、罗织罪名就听之任之。这许多的情况都是私意在作祟，且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必须精细体察、反省克制，唯恐心中有一丝一毫的偏移就错断了案件的是非。
认真读王阳明这一大通道理，很容易能看明白，王阳明是让对方“在事情（断案）上正念头”，这就是格物，就是致知。
脱离了事物，凭空去格，什么都格不出来，只会流落到“枯禅”境地。
常常能听到一些人说，天天忙得要命，哪里有时间修身养性？这话的错误就在于，忙的过程中才是修身养性的最佳道场。
我们最应该搞清楚的是修身养性的目是什么。这目的无须多说，当然是应对人情事变。
不在随处可见的人情事变上用功，却脱离人情事变去刻意修身养性，这是画蛇添足，既浪费了时间，也降低了效率。
生活和工作才是最锻炼人的道场，除此而外，全是虚无。正如王阳明所说，离了事物去做学问，必然落空。我们说，离了生活和工作去修身养性，这“身”和“性”一无是处。
虔州将归，有诗别先生云：“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
先生曰：“若未来讲此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
敷英在座，曰：“诚然。尝读先生《大学古本序》，不知所说何事。及来听讲许时，乃稍知大意。”
【译文】
我将要离开虔州时，写了一首诗向先生告别：“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
先生说：“你如果没有来此讨论学问，那么就不知道‘好恶从之’的‘从’说的是什么意思。”
敷英也在座，说：“是啊！我曾经读先生的《大学古本序》，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在这里听讲了一段时日，才稍稍明白其中的大意。”
【度阴山曰】
“好恶”二字在阳明心学中至为关键，因为王阳明清楚地说过，良知就是好恶之心。什么是好恶之心，人人都喜欢生，所以“生”就是天理，你无缘无故剥夺别人的生命就是伤天害理。人人都喜欢美色，所以“美”就是天理，你如果特别喜欢丑的东西，说明你正在伤天害理。
良知就是好恶之心，这话乍看上去有点不严谨。我们喜欢香的东西，香是天理，但中国古代却有“逐臭之夫”；我们喜欢生，生是天理，可有人就是喜欢自杀，或者杀人。
这些变态的好恶真实存在着，那么该如何来理解王阳明所谓的“好恶”呢？
其实，王阳明所谓的“好恶”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好恶的流露必须是刹那之间，发自本能和直觉的，好恶一流露，绝对不能掺杂进思想，一旦有了思想，这种“好恶”就不是王阳明所谓的“好恶”之心了。
这也正是王阳明提醒陈九川的，好恶从的是什么？如果你从的是本能和直觉，那没有问题；如果你从的是掺杂了思考后的好恶，这可能就有问题了。
第二，好恶之心，必须是大多数人认可的那个好恶。我们喜欢生，但有人就喜欢死，这“有人”毕竟是少数，是变态而非常态，我们不会忽略它，却也没有必要以它们来反驳“良知是好恶之心”。
第三，好恶之心，是反应神速的，它反映到事物上面是好还是恶，那它就一定是，绝不怀疑。譬如你喜欢吃米饭不喜欢狗屎，喜欢吃米饭就是天理，你见到米饭和狗屎，根本不需要考虑，这就是好恶之心。
“好恶从之”从的是什么？
是从良知，而非从人欲。一旦从了“人欲”，这好恶就不是真正的好恶，也就不是良知了。
知识和见识，是两回事
于中、国裳辈同侍食。
先生曰：“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
于中、国裳等人陪同先生吃饭。
先生说：“但凡饮食都是为了滋养我们的身体，吃了就要消化。如果只是把食物积蓄在肚子里，就成了不消化的肿块，如何能够滋养身体？后世的学者博闻多识，却把知识滞留在胸中，这都是患了消化不良的毛病。”
【度阴山曰】
食物如果不能被吸收，那就只是肿块，而不是营养，正如知识如果不能被我们的心转化就不是知识，只能是妨碍我们解决问题的荆棘。
东汉中后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之祸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之祸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祸（文字之祸）开始。
强盛的西汉灭亡后，仍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给东汉，诸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刘彻对儒家体系的认可、儒法并驾齐驱的高明思想策略。但谁又能想到，这一切在东汉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变质，让东汉创造了三个低能的第一。
始作俑者，就是东汉中后期的知识分子。
西汉后期，思想逐渐统一，知识分子只能在这个统一的圈子里发挥能量，经学崛起。
所谓经学，就是注解从前的经典。好处是，它能让从前不被人注意和见过的知识点流行于天下。坏处是，它不是发挥再创造，而是锦上添花，甚至是画蛇添足。
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知识点上用力，又抬出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权抗衡，所以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掌控政权，对这些整日穷嚼咀的知识分子都不待见。
纯粹玩知识点的人，一旦遇事，必然魂不附体，因为知识点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只是平时无事时的点缀。
所以，宦官搞知识分子，轻而易举，于是就有了数次党锢之祸。外戚也搞，但比宦官温柔，知识分子也是俯首帖耳，这种俯首帖耳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解决面临的问题。
世上很多人都在学习，有人学得越多越发现自己的无知，所以拼命学。有人学得越多越自卑，因为天下知识太多了，所以也拼命学。
但这学，后面没有跟着“习”，学本身就成了背诵知识点的庸碌行为。
孔子说，学而时习，学是学知识点，习，则是练习，练习的肯定不是你的知识点，而是从知识点中突破出来，甚至是彻底放弃知识点。
理论上，知识点是敲门砖，知识越高，敲起门来越容易。可惜的是，很多人一生都在练搬砖，根本就没有去敲门。
正如东汉那些经学家，论知识储备，连肠子里都是《诗》《书》《老》《庄》，但一遇到人生危境，马上屎尿齐下。
古语云，水大漫不过鸭子背。如果把水比作知识，鸭子背就是你要处理的事。一根筋的人认为，若想漫过鸭子背，我只要不停增加水量就可以，但你越是专注于增加水量，你要处理的问题的难度就越高。
为什么我们会不停地注水，而忘记了可以把鸭子捉来杀掉扔水里来解决“水能漫过鸭子背”这个难题？
因为我们的脑子始终关注于知识点和知识量。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学到的知识量和我们要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一回事。
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创造出这些知识后又让这些知识反过来管束人类。
这就是画地为牢。
它大概有好处，可以使人类有秩序地生活，但它的坏处就在于，创造这些知识的人，本人可能是见识高手，其创造的知识对他人却毫无用处。
《大学》三纲八目，绝大多数人都了解，但这只是知识点，就如你会背诵中国历史歌谣一样，你真的了解中国历史吗？
知识点太容易学，正因为容易，所以它不可靠。见识，就不一样。它是越过知识点，甚至是避开知识点，直奔问题本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一切知识，都是在给本质添油加醋，像包裹木乃伊一样，把本质包裹起来，迷惑你。你知道得越多，就会越恐惧、自卑，忘记了它们是一种伪装。
人世间所有的问题，只要剥开它的伪装，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包子是拿来吃的，这就是见识。包子有十八个褶、一百个褶就是知识，关注于褶皱，不知道吃，非饿死你不可。
抓住本质，就是见识，被这个问题搞得晕头转向，还以为自己才华横溢，就是蠢材。
致良知，圣人、凡人都要学
先生曰：“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
问曰：“何如？”
曰：“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学。只是生的分数多，所以谓之‘生知安行’。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体之知自难泯息，虽问学克治，也只凭他。只是学的分数多，所以谓之‘学知利行’。”
【译文】
先生说：“圣人也是‘学而知之’，众人也是‘生而知之’。”
九川问：“怎么理解？”
先生说：“良知人人具有，圣人只是保全得好而没有受到任何蒙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良知自然不息，这也是学。只是天生的成分多，所以说圣人‘生知安行’。常人从孩提时代也都具有完备的良知，只是遮蔽得多，然而本体的良知难以泯灭、止息，虽然通过学问克制的功夫，但也只是凭借天生的良知。只是通过学习的成分多，所以才说常人是‘学知利行’。”
【度阴山曰】
从资质上论，人分为三种：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人与人永不可能平等，至少在灵性上面就不平等。有的人灵性十足，有的人灵性极差。
晚清三杰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就是鲜明对比。
曾国藩灵性低下，李鸿章天分极高。曾国藩一篇文章要背诵十几遍才能记住，李鸿章过目不忘。
但两人都有大建树，超凡脱俗。如果一份试卷满分为一百分，两人的成绩都是一百。但是，曾国藩的一百分已是顶点，而李鸿章的一百分，是因为试卷只有一百分。
所以说，生知安行和学知利行之人，如果成就相同，两者所需付出的努力必定有天渊之别，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无可奈何就是人生。
王阳明说，生知安行的圣人也要通过后天学习来培育知识，而众人（更多的是学知利行的人）也有先天而知的“知识”。
而这个“知识”就是良知。
生知安行的人，如果不用心培养良知，那也会遮蔽良知；众人虽然没有生知安行的人的灵性高，但他们心中也有良知，只要后天去努力学习致良知，那他就和圣人一样伟大。
良知人人皆有，学就是学致良知，唯有把致良知学好，才能见天道，见真理。而这种学，不需要去外面求，它就在我们心上，凡事皆向心中求。每遇事，多听听内心的声音。